“疾变”，是近几年世界发展的关键词之一。2020年疫情发生后，世界各国本该携手解决问题，却难以互信；今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暴火，或将改变现有的劳动关系、引发未来世界秩序的震荡……这些漩涡般的变化，有的是“积怨已久”的旧疾集中爆發，有的是无法预估的“黑天鹅”，有的是无法回避的阶段性更新。

面对漩涡、意外与诸多“无法回避”，我们似乎再也回不到过去，但总要找到方式继续“过下去”。5年前，北京大学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写作了《枢纽》，探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体”在世界中的位置，试图回答“何谓中国”的庞大命题，一时成为现象级的书籍，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也引发了广泛的探讨。

5年过去，世界疾变，《枢纽》下篇中有关当代现实的诸多论述，也遭遇了上述这些“意外”带来的挑战。在本次《枢纽》的再版中，施展在末尾增补了一章，将新思考与新现状结合，以历史哲学的写作方式对“何谓中国”的命题再度寻找答案。

“疾变”中的世界面临何种失衡？人工智能会将人类带向何方？中国如何在政治经济及科技的变化中自处？近日，南风窗专访了施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球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

南风窗：这次《枢纽》再版的变化是在末尾增补了一章。这本书原本使用的阐释框架和思考方式，是否依然适用于增补的部分、能够解释疾变的世界和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

施展：基本的阐释框架没有改变。这5年间，《枢纽》引起读者广泛关注、质疑的主要是对现代部分的讨论，所以我的增补是对这部分质疑的回应及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进一步演化的构想。

在上一版《枢纽》中，我谈到中国是全球经贸双循环中枢纽型的存在。很多人关注到这一结论，但很少再进一步关注到，一方面，我谈到这种“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的存续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它的存在还意味着国际秩序中新的全球分配正义的可能性。

“全球经贸双循环”能存续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确保自己拥有从第一循环—也就是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循环当中持续获取贸易红利的能力，才能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方式将贸易红利向第二循环转移，从而让中国成为全球贸易转移的中间环节。要做到这些，前提是中国必须能提升自己的产品附加值，如果不能提升的话，这种“全球经贸双循环”是有可能会坍塌的。如何提升产品附加值？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创新。而创新本身又是有条件的，它需要一种足够自由的，允许人们去更多地冒险与尝试的环境。

如果“全球经贸双循环”能够持续，就有机会带来新的全球分配正义机制，突破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体系：中心国家把贸易中的所有好处占全了，外围国家只能成为廉价商品的倾销地，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地。中国跟西方之间在经贸层面的竞争关系，会使得外围国家在全球贸易红利分配当中获得过去所没有的机会。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为全球分配正义带来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一个鼓励创新的、相对自由的环境。如果那种环境受到压制，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虽然在5到10年之内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挑战，但可能会陷入一种残酷的内卷状态，这种状态对后续未来秩序的演化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