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第一段话便直指核心。

当是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进行的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将在6个月后发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第一次发挥出巨大威力；硝烟四起，风云激荡，十余年的军阀割据、丛林政治在它的面前，如秋风下的落叶。

镜头陡然收缩、快退，回到广州东山的一座两层小楼。

1923年6月，约40个人正在这里召开一个秘密会议，会上，争论激烈。

对于国共合作，他们没有原则上的分歧，讨论的焦点在于合作的方式。会议最后达成一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规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由此，在一个阶段里，敌友分明了：两党合作，联合苏俄，组建军队，发动农工，“打倒列强除军阀”，以武力统一中国。

这便是中共三大。

一次在当时的政治场景下并不起眼的会议，让中国现代史发生巨大转折。未来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主角—共产党、国民党，都在这次合作奋斗中实力崛起。历史舞台的中心开始转移，依然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各路军阀，虽然还在张牙舞爪，但黄昏已经降临，末日也已不远。

谁是敌人

镜头继续收缩、快退，回到1921年7月的上海，12名正式代表，加上陈独秀先生的代表包惠僧，以及荷兰人马林、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一同开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当时，中国的改良与革命，几乎已经用尽了办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认为之所以失败，是器物不如人，于是有了洋务运动。

30年自强，一朝败于甲午，我们看到制度不如人，于是发生了百日维新，以及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

在思想改造这个最后阶段，那个曾经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急进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最后和他的同事、学生们一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民主共和，虚有其表，祭孔，登基，复辟……我们认为是国人思想依旧停留在封建帝制时代，新文化运动兴起，最后结果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旧世界所中的毒，没有解药。我们曾经以为的西式民主共和的榜样，都在一刀一刀地从我们身上割肉。

国内，军阀林立，除了人们熟知的直系、奉系、皖系，几乎每个省、每个县都有不同的军阀，甚至一个县就有好几个军阀。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争战不休、苛捐重赋，甚至竭泽而渔，摧毁民生。

全国军队数量，从1914年的45万人，增加到1922年的250万人。军队多意味着军费开支大，到1925年，军费开支已占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47%。

为了养兵，军阀频举外债，而偿还外债，最终又要靠增加赋税。于是，出现了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奇景”：关税、盐税作为抵押品，均被外国日益加深控制；而对农民征收的田赋，预征到十几年以后之情形，司空见惯，如在1926年，四川梓潼的田赋已经征收到1937年，透支11年。

老百姓本就贫无立锥之地，还要经受丛林政治造成的家破人亡。军阀之间争战，夺得一片新土地者，因不知何日易手，乃无长久打算，采取的都是竭泽而渔的政策，抢掠一空，烧毁村庄、民宅。

比如，1918年，张敬尧攻占平江县时，宣布“三日不封刀”，烧杀抢掠，屠戮百姓。

又如，1918年4月27日夜，北洋军于醴陵一战后，“首将城中财货钱帛，掠掳一空，复将房屋桥梁，烧毁略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日暗天昏，神号鬼哭”。5月9日，北洋军又在醴陵“大肆诛屠，再燃劫火”，结果是“万家无雉堞之遗，四处有烧伤之骨”。整个醴陵县，22542人被杀。

这些都不是个例，而是从湘军开始的军阀传统。攻占天京之时，曾国藩的命令就是“三日不封刀”。

百姓的血汗养出的军队，居然成了百姓最大的敌人。而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军阀债务控制中国政治，致使军阀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每个大军阀背后，都有一个外国靠山。

北洋时期的所谓民国，谁是人民的敵人，再清楚不过了。

丛林政治之下，谁握有军队，谁的军队实力强，谁就是王者。于是，各大军阀轮番上阵，争夺政权，北洋政府不断易手，国家治理有若儿戏。

“器物—制度—思想”，都已尝试殆尽，所谓共和民主，不过是给本就分裂的中国提供了更加分裂的合法借口。

在思想改造这个最后阶段，那个曾经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急进的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最后和他的同事、学生们一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事实证明，它也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亮光。彻底摧毁旧世界继续存在的社会根基，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中共一大时的共产党人，尚不真正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马克思根据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现实经验，深刻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