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6月20日，在黄花岗烈士墓前，一群年轻人唱起了歌。

领唱者之一是瞿秋白。他唱一句，其他人跟唱一句。

这是一首在苏俄学来的新歌，名叫《国际歌》，瞿秋白最先将它译成中文。

其中一个词，瞿秋白译得很特别，“International”作了音译，歌词唱着：用“英德纳雄耐尔”，人类方重兴。

如此翻译，他有两个考量：一是，此处音节有八拍，要是把“International”翻译成“国际”，不容易唱。

更别具用心的是，“International”一词，在西欧各国语言里几乎同音。在汉语中用音译，唱的时候，可以和其他国家译本的唱词保持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之效”。

那一天，他们正是唱着这首歌，中共三大会议随之闭幕。从此以后，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奏《国际歌》就成了传统，延续至今。

百年前，这首歌在中共参会代表中间传唱，也映射出那个革命年代一大鲜明特征。

当时，革命方兴未艾，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也镶嵌在国际政治之中。变化的国际形势、深度介入的国际力量，从未如此深刻、持续地影响一代中国青年—在那些寻求救亡图存之法的知识青年中间，影响他们的思想，形塑着他们对于“政治道路”的选择。

在外部力量的推就下，这群青年逐渐从爱国知识分子，转变为积极的革命者。在行动中，他们也逐渐褪去稚气，告别孤身奋战，转向务实合作，聚集到革命统一战线前。由此，完整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才真正开始。

刀俎下的觉醒

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正式宣布投降。这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

这一天，在签署协定的巴黎，人们走上街头庆祝勝利。几天后，在同样身为战胜国的中国，胜利的欢腾也让李大钊心潮澎湃。

在中央公园，他作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慷慨陈词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胸怀很大，大到装得下中国的前途命运，大到他们的心跳也和世界的脉动共振。

战争即政治。史无前例的一战，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

欧洲国家受战争所累，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远离战场的美国和日本，经济崛起，也在向外攫取利益。新老资本主义大国，都在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对殖民地的剥削，也逼近危险的临界点。

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胸怀很大，大到装得下中国的前途命运，大到他们的心跳也和世界的脉动共振。

1919年1月，巴黎和会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奠定了战后的世界秩序。缔造和平的过程本就艰难，而事实上，它所维持的和平秩序，也是不稳定的。

大会主席、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为全世界勾勒了理想蓝图，一时备受瞩目。但这一理想，很快被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和报复的企图压倒，而弱小国家的利益就是刀俎上的鱼肉。

当时的中国人深有体会。

起初，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以为中国的正当权益将会得到尊重，有望从日本手中，拿回被强占的山东的权益。结果我们都知道，不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无人理睬，恢复对山东的主权，也成了泡影。

得知了决议，李大钊愤慨地写道：“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

经历了巴黎和会的失败，五四运动在全国爆发。多个城市，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冲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地位，迫使它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的打算。

这也是一次庶民的胜利。经此一役，对军阀政府倍感厌恶的知识分子，看见改变中国现状的一丝可能性，主动和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919年，这是中国革命者的觉醒之年。

但罢课罢市罢工，不能收回山东及青岛的主权，救亡图存、追寻主权独立完整，需要更明晰的路径。

路径选择

什么才是适合再造中国的路？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

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就外来新学说、新思想展开了大讨论。当时，德、奥、俄三大专制帝国的垮台，人们对民主的呼声持续高涨；工人运动、社会革命运动在多地爆发，社会主义思潮日渐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