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身为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的陈独秀动身前往莫斯科—这个当时的马列主义“圣城”，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行的，还有产业工人王荷波，翻译刘仁静。

据当时正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共旅莫支部领导人彭述之后来的回忆，陈独秀“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留有小胡子，牙齿整齐洁白，体态文雅，待人随和，但警惕性极高；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具有充沛的生命力。

“他的仪表确是与众不同，显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型。有时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几近乎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他不断地旁征博引，常常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确实引人入胜。他能把我们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逗乐了，甚至是件小事也会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直到笑出眼泪来。说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欢乐的人，并不为过。”

那时的陈独秀，40多岁，正是壮年，意气风发。他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编刊立言的知识分子、学者，转身成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切实的革命者，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也开始有了共产党这一将之作为毕生理想来努力的实体。

可是令当时参会的中国代表感到极其意外的是，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根本没有受到多少重视和礼遇，更没有受到列宁接见，只是正常参加会议，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拉狄克不留情面的“训斥”。

陈独秀本人对中国留学生谈起这次四大时，也不怎么热情，后来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

1922年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尴尬，是他在国民党、莫斯科之间处境越发尴尬的缩影。五四以来，陈独秀由一位西式自由民主倡导者，一变为不主张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再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变为一个大革命失败时承担责任的落寞领导人，这位傲骨铮铮、性情狂飙的思想者、革命者，也许最能深切体味知与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与妥协。

三个心理坎

在共产国际的会上，拉狄克对中国代表团的“训斥”是：“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

或许在陈独秀听来，这话多少有点官僚主义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但他和共产国际真正的心理隔阂在于对方的轻视和自我期许不符的心理落差。

像他这样充满革命热情和奋斗激情的人，要处处接受遥远北方的指示和指导，还要在国共合作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想尽方法来争取和保全自己的独立性，这并不容易，不仅得说服同志们，也得花力气来说服自己。

對于共产国际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力量显然太弱小，不足以承担起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当然，也不足以独力承担在中国进行符合其设想的革命活动。

但苏俄和共产国际自身，在1921年至1922年间，也谈不上对中国形成了多么成熟的认识，多么稳定的政策。

彼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并不明朗，几大军阀拥兵自重，盘踞各方，孙中山展示出了积极的革命意志，正用心于讨伐打败了皖系、控制着北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却也根基不稳，总是转徙于不同的投靠者和援助力量之间。

像他这样充满革命热情和奋斗激情的人，要处处接受遥远北方的指示和指导，还要在国共合作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想尽方法来争取和保全自己的独立性，这并不容易。

联合谁，苏俄和共产国际也是有反复的，所以它们几乎像是在投注似的，示好过陈炯明，联系过无政府主义者，也团结过吴佩孚，认定吴具有革命性。只是到了1923年初吴佩孚对苏俄在华利益的拒绝以及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发生，它们才放弃了联吴的政策。

最后注意到国民党，这个在20年代初非常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力量，莫斯科给予了重视，也积极团结，并且先后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乃至加入国民党的要求。

在孙中山这边，军阀的威胁、帝国主义的欺凌、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叛变令他精疲力竭。要完成北伐这一他后半生的执念，仅靠军力、财力尚且单薄的自己，还不足够，尤其是1922年6月，孙中山竟还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势力已极衰弱，非常需要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