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流亡的列宁从瑞典进入芬兰，坐在破烂的三等车厢里，月台上到处是士兵。一位同志把头伸出车窗，大喊：“世界革命万岁！”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判断，“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919年，他联合欧洲各国革命党人，成立“共产国际”，全力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同一年，朝鲜“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列宁将目光投向东方。

维经斯基、马林和鲍罗廷，带着共产国际的热望和苏俄的远东战略，先后来到中国。

“信使”维经斯基

1920年4月，春雨霏霏的上海。苏联《生活报》记者吴廷康走进了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既是陈独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27岁的吴廷康，本名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裔犹太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任职。来北京拜访李大钊、到上海见陈独秀，是他远东之行的一站。

陈独秀向他透露：“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您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邀请了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太白、沈仲九、丁宝林等沪上名流，陈独秀请维经斯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令社会主义、阶级战争等概念深入中国知识界。

不光理念宣讲，维经斯基在组织上也立刻打开局面。

在上海，维经斯基组建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并开始筹备中国社会主义者会议。这一年夏天，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陆续联合。

维经斯基提供了主要的经费，资助包括11月出版《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行《共产党》月刊。当然，经费的资助，远不止这些。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教授、编辑和小学教师，前者没有经济来源，后者收入有限。按照列宁的理论，共产党员应该是职业革命家，专注于革命，而不分心于赚取收入。维经斯基一开始就向陈独秀提供经费，帮助印制宣传品、组织活动、开办外国语学社和工人夜校。

1921年初，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离开上海时，中共早期组织几乎瘫痪。上海负责人李汉俊告诉包惠僧：“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买张车票去广州找陈独秀，只能四处跟朋友借钱。7月23日“一大”开幕，参加的代表能拿到100元路费，回程还能再得50元。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教授、编辑和小学教师，前者没有经济来源，后者收入有限。维经斯基一开始就向陈独秀提供经费。

俄共领导人开始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经费也有限。1921年至1922年，俄共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均表示，在中国当前政治斗争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只能是拥有十多万党员的国民党，而不是不足200人的共产党。

俄共内部在中国问题上唯一一致的观点就是，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和孤立日本。因此，在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期间，苏俄急迫与反日的实力派领袖结盟—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都在考虑范围，结盟取决于后者的对日态度和实力高低，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1922年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和前一年夏天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会议”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