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闰月,2023年的夏日被推迟,直到5月假期过去,暑热才开始缓缓降临广州。较之以往更漫长的春季,让“红”和“绿”在这座城市的碰撞变得更柔缓了。
紅色和绿色,是百年前鲁迅对广州作出的评价:“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绿与红,表现了某种矛盾性。它有鲜明的红,但与同样作为红色基地的西南、西北不同,广州的红,是在热烈、动荡的革命气息之中,又羼杂一份历来稳阵的平静和浪漫。
如今鲜有人记起,在千年商都之外,历史上的广州,曾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政治重镇。
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军阀政府在镇压革命的同时还加强了文化围剿,与此同时,在国际潮流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此起彼伏。
彼时,诸多文化名人、作家诗人先后南下广州。从郭沫若到鲁迅,从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创造社”主力,到后来的茅盾、巴金。他们在广州短居或常住,留下了深嵌历史的印迹,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终生影响。
百年后的今天,或许更值得追问: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究竟靠着什么理念和力量吸引了鲁、郭、茅等作家?他们在南方的实践和思想,又对整个革命征程起到了怎样长远的影响?
遥望历史,太多与民族命运有关的重大事件与广州密不可分。从两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广州起义,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广州长久以来开放自由的独立精神,天下为公的平民精神,重商轻官的传统,都在此地铸就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人文风气。
现代化以后的广州,仍然保留着这股岿然的公民气质。扎根民生的媒体不厌其烦地走街串巷,为一种荔枝的风味踏破铁鞋;CBD对面的城中村藏着拍不完的电影;大街上随处可见人字拖和颓T,原汁原味的方言自然流淌,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切换成你熟悉的语言。
以人为本、为先的风气不仅包裹着生活,也影响着政治。以人的长足幸福为第一旨意,同时坚守不可撼动的家国底线,这就是广州历久弥新的主人意识。
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如果广州是一个美人,于外,她将举重若轻的“松弛感”演绎到极致,于内,则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和雄风。
红与绿的交辉
1927年1月18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抵达广州黄埔,直到9月底离开,正如天气一样,他的思想和生活,都经历了一次由寒冬到暖秋的巨大变化。
按原计划,鲁迅赴粤原本打算做两件事:一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励写些文字”;另一个,便是与许广平团聚。
以人为本、为先的风气不仅包裹着生活,也影响着政治。以人的长足幸福为第一旨意,同时坚守不可撼动的家国底线,这就是广州历久弥新的主人意识。
多年后,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这么认为:在广州的这200多天,“鲁迅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柔软的时期,也是最浪漫的时期”。
鲁迅抵达广州那天恰好是农历的腊月十五,已有过年的气氛,虽然鲁迅自称不过农历新年,但年二十八那天,他还是没经受住广州花市的诱惑,和许广平、孙伏园去逛了半天的花市。
不过,当时的鲁迅,对于广州的期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他刚在厦大经历了学校里的派争、难吃的食堂,很是烦郁,对南方的革命形势也并不看好。
在1月25日的中山大学学生欢迎会上,鲁迅先直言“广东是旧的”,鼓动青年“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
但紧接着,他又自称“我并非一个斗争者”,“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对于自己矛盾迂回的心态,鲁迅倒也坦诚:“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
广州的确给了鲁迅一次缓冲和沉淀的机会。那几个月,他领着每月500大洋的薪水,有爱人好友伴身,一面游山玩水,田野郊郭,河畔茶楼,在南国渐入春夏的环境里调整自身,一面在形势的变动下转换自己的革命思想,看见了新的希望。
到广州不到半年时间里,鲁迅就产出了序文、译文、札记、杂文、历史小说等共56篇作品。有趣的是,他在日记中记录下的外出食饭、品茗共有43次,在广州期间创作的杂文数量,也恰好是43篇。
今天,要在广州寻溯鲁迅的踪迹,除了曾为中山大学大钟楼的鲁迅纪念馆,向南近珠江一公里左右的白云路西段,还藏着鲁迅住过的另一栋公寓。那是一座低调的鹅黄色西式建筑,到今天也绿荫环绕,环境清幽,走几步路就有小桥流水。
由于希望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来,在大钟楼住了两个月后,鲁迅搬出校园,住进了白云楼公寓。在这里,他潜心完成了《朝花夕拾》和《野草》的编订。《野草》的题词,或也可作为溯源鲁迅那段时间的一种思想索引:“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在广州期间的鲁迅,从未停止思考知识阶级、文学命运与革命前途之间的复杂关系。
1927年3月,鲁迅到岭南大学演讲,主题是纪念葬于市郊黄花岗的广州起义先烈,于是有了一篇《黄花节杂感》,提醒大家要关注革命如何在广州存续与发扬:
“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