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工作，参与筹办中共三大。毛泽东先到了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他又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一起“经沪赴粤”。

6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按照规定，当时中央的文件需要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

毛泽东时年30岁，刚入而立之年，论职权已经是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泽东在国共两党都担任高级职务。一个公认的说法是，正是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中心，毛泽东逐步完成从地方革命领导人到全国性政治人物的角色转变。

当然，对当时的共产党人来说，“当官”的观念甚至连“淡薄”都谈不上，他们搞革命，没有个人私立权衡，就是要拯救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对中国革命而言，毛泽东在广州、广东这个大革命舞台上的这段经历，开始催动毛泽东思想的萌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开始破土而出。

广州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萌芽地，起码是之一。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人都知道，第一卷开篇的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毛泽东选集》有过数次修订，但无论哪次修订，这篇文章的位置雷打不动。这篇文章相当于毛泽东思想的开山之作。而这篇文章从酝酿、发表到修改、宣传，都是在广州。

共产党是信奉阶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给中国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有力工具。但这并不等于就有了现成答案。就像《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第一句话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基本原理。紧接着举的例子主要是欧洲历史上出现的各组对立阶级，没有直接谈到中国。那么，基本原理怎么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始就把思考的出发点摆了出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思想萌芽期和思想成熟期的著作相比较，理论成熟度肯定要低一些，但其特色是简洁明快。当时的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期”，很弱小，要领导国民革命，深感力量不足，也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要帮共产党分辨真正的敌友。文中道理看似浅显，但一下子就说到了要害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是一个很少受教条束缚的人，理论在他眼里是要解决迫切问题的。

这篇文章的另一特点是，可能出自敏锐的直觉，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特殊”。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共产党人那个心头之困—他们所从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中国工业落后，产业工人数量有限。毛泽东并且预见到了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称之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