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

在2018年特蕾莎·梅首相任期中，一个名为孤独部的新部门在英国诞生了，起因是2017年乔·考克斯孤独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超过900万英国人时常被强烈的孤独困扰。其后在2021年，日本亦设立“孤独与孤立对策担当室”，并新设“孤独与孤立事务大臣”一职。

孤独已然是我们时代的重大公共问题之一，以致英国不得不调用行政的力量去应对。

德国作家伊丽莎白·冯·塔登的《自我决定的孤独》，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展开对孤独的一系列社会学考察。塔登以身体政治的角度切入孤独，引述哲学家、医生、心理学家爱德华·福克斯的说法，将躯体（Leib）与身体（K rper）区分开来。前者提示着人生物性的存在，后者则是一个向各种话语敞开的场域，不论这话语是否从属于彼此殊异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还是被裹在消费的糖浆中，它们都在这一副身体上角力着。吊诡的是，后现代环境之下的人，往往只生活在身体中，被技术形塑着，却忘记了躯体的存在。人在更广义的范畴中，成为了笛卡尔笔下思维的机器。

故而，作者的介怀，并非仅仅在于作为一种病理现象的孤独，而是人的身体在“无接触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孤独的社会、历史成因。

塔登的论述，建基在西方高度发达的技术现实之上，她所书写的德国社会，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由现代而至后现代。当然，此处的现代与后现代之分，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关于它们的学术讨论汗牛充栋，我们无法简单概括，只能提出其中一个要点作为切口。

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去中心化。以城市建设为例，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城市的现代化改造，在法国有欧仁·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这一计划一直持续到奥斯曼身故后的1927年，而德语世界则有维也纳的环城大道。以一种人为规划确定世界的边界，不断划分层次，剥出阶级，将人作为一个元素，作为人口摆置到不同的功能区中。但这一倾向的典型之一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如今却被芜杂的贫民窟包围，仿佛大海深处附满藤壶的鲸骨，不啻对中心化的一种反讽。

而当我们回顾现代性时，若将目光从那闪耀的玻璃幕墙移开，移向低处，我们便可看到随着城市虹吸周边地区的人口，市民们的居住空间也日渐收窄。譬如20世纪初的柏林，几乎在一夜间成为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彼时有近100万柏林人生活在公寓中，这些公寓如同胶囊，平均每个房间里有4人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