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印度不断拓展升级“东进”政策，从经济到军事、从双边到多边、从东盟到东亚乃至整个亚太，“东进”政策已经成为印度“印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维护拓展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构成了一定威胁挑战。中国需客观看待、保持警惕，加强预置、稳妥应对。

印度“东进”政策的发展变化

聚焦经贸合作，初期成果乏善可陈。印度“东进”政策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向”政策。当时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陷入危机，长期奉行亲苏政策的印度也随之陷入经济困境。而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东盟逐步成长为亚太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东南亚毗邻南亚，东盟及其成员国自然成为印度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对象。1991年9月，印度拉奥政府在“外交政策决议”中指出，“发展同东南亚和远东国家投资贸易关系”。此阶段，印度“东向”政策主要聚焦经贸合作，旨在利用东盟的资金、市场和技术拉动印度经济。但由于配套措施不力，以及当时东盟各国重点关注东亚，印度“东向”政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未取得明显成果。

逐步扩大升级，军事合作不断加强。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东向”政策的内涵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由单纯经济合作升级为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战略合作，地缘辐射范围也由东南亚扩展到了包括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为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进一步加大了亚太在印度外交中的权重，同年11月，莫迪政府正式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并在此框架下采取了一系列外交举措，成果显著。此阶段，印度“东进”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围绕海上安全、反恐等方面不断加强对外军事合作。例如，与印尼在安达曼海域开展联合巡逻，与韩国、越南在南海举行反海盗联合军演等，通过军售、军援等途径不断寻求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

深化互动协调，渐进融入“印太”外交。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印度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尤其是美国将印度作为其“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并宣称支持印度崛起为“全球性领导国家以及更为强大的战略与防务合作伙伴”。总体来看，“印太”概念较为贴合莫迪政府“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原则，不仅能强化国际社会对印度地区领导型大国的认知，借力美国及其盟友对冲中国在印度洋南亚地区不断拓展的影响力，还可借助“印太”概念密切与美日澳等国关系，为印度带来资本、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回报。鉴此，莫迪在2019年连任后，不断加强印美双边战略合作，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并积极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对印度而言，“东进”政策已无法完全承载其大国雄心，未来将“东进”政策融入其“印太”外交将成为印度的战略选择。

印度“东进”政策的主要特征及举措

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印度深知，要想“东进”，控制马六甲海峡并实现在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的“航行自由”至关重要。为此，印度提出“东方海洋战略”，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作为监视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前哨，加快军事设施建设，并以保护商船、打击海盗为名，派遣海军舰艇执行海峡护航任务，以保持在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存在；提升与东盟在联合军演、军事贸易与援助、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水平，广邀东盟国家参与两年一度的“米兰”海上联合演习，与东盟达成《2021-202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此彰显印度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实力以及地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