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8日，白天忙于各种事务，傍晚才坐下来浏览微信，恩师蒲坚辞世的消息顿时把我惊呆了。就在3月24日晚饭后，我还带着两位年轻学子一起去看过他老人家。一见面，蒲师照例称名道姓地把我的妻女家人逐个问候了一遍，记忆力还是那么好，还是那么健谈，一点儿异样都没有。聊着聊着，已经过了十点，唯恐影响老爷子休息，我说“太晚了，该走了”，蒲师拉住我说“别走，再聊会儿”。这也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光景呀，怎就突然地走了呢？让人毫无心理准备，谁能想到那晚竟是最后的诀别啊！

蒲师的长子硕科大哥打来电话，告诉我蒲师头天晚上吃过饭后，就坐在他平时常坐的、靠着书架、背西面东的椅子上，安详而去，没受一点儿痛苦。记得吴建璠先生生前常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关口，每个关口都不是易过的坎儿，如能顺利度过，就是人生莫大的福分。蒲师在97岁高龄之际无疾而终，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积善成德修来的福分。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呢？

想到这里本来应该释然了，可是在5月9日的告别仪式上看到蒲师的遗容时，还是忍不住落泪。他老人家静静地安睡在那里，似乎与一个多月前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却从此再也不能跟我们聊天了。忆及从游蒲师近40年的往事，一幕幕宛在目前，怎可能如烟忘却呢？

求真兼求善的学问

说来也是巧合，39年前，也就是1984年5月9日的上午，我到北大四院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参加法律系硕士生面试。蒲师出了两道题，一道是“谈谈《唐律》关于同居相隐的规定”，另一道是“国民党政府商法怎样保护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我自我感觉第二道题答得太过简略，不是很满意，第一道题从思想和制度渊源说起，答得比较充分，连“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的西汉诏令都是原文背诵出来的，颇有点儿自得。但接下来蒲师追问该诏令是哪一朝发布的时候，我便有点儿拿不准了，只能猜着说是汉昭帝时候。蒲师纠正说：“是宣帝时。”记得当时自己内心还有点儿不以为意：昭宣相继，前后不远，这么点儿时间差关系真的很紧要吗？

早在1982年，蒲师就发表了《试论〈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一文，认为今存本《唐律疏议》既非《贞观律》，亦非《开元律》，而是“永徽二年到四年的所作”。入学以后我读到了这篇论文，印象很深。1986年暑期，研二结束的时候，我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文，题为《清律颁年考略》，考定清朝的第一部律典——顺治律颁布的时间应该是顺治四年三月，而非顺治三年五月。当初我能写出这篇文章，无形中应是受到了蒲师文章的启发。不过当时还只是为考证而考证，为发表而写作。后来才发现，这10个月的时间差，居然是判断顺治律版本和逃人法入律时间的重要参照之一。时光荏苒，如今我愈发真切地感悟到：法史学是一门求真兼求善的学问，而真伪是非善恶之辨，常常就在细枝末节里，真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三年读研期间，除了日常的功课外，蒲师总是设法让我们获得更为多元化的学习和历练机会。

研一学期末，蒲师命我为北大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合办的《自修大学》期刊撰写介绍《明史·刑法志》和《清史稿·刑法志》的两篇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