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艺蓬勃发展的今天，苏州评弹作为曲艺界的一朵奇葩，面临着文化快速消费时代的新形势，挑战与机遇并存。传统曲艺的传承同样需要有新鲜血液的注入，而承载体最强大的则是广大的学生群体。在我国各大高校几乎都开设了声乐表演或声乐演唱的专业课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声乐作品赏析等选修课程的今天，笔者认为，开展民族传统曲艺艺术在声乐课程中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传统曲艺的表演形式，能兼容声乐演唱技巧，拓宽声乐教学思路，使教学内容的质量得到提高，从而吸引学生的兴趣学习，造就音乐人才的全面性。因此，构建和谐并行、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事业的优化路径，就是传统曲艺与声乐教学的融合发展。

一、历史与当下：苏州评弹的古今概况

无论哪种文化，都形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因而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体现的精神、表现的特点和发展的态势各不相同[1]。清中叶以来，评弹文化逐渐“盛于江南”，这些江南市镇既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商品集散地，也是评弹艺人演出的“书码头”。[2]地处苏东南地区的苏州，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农产品丰富，历史上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苏州是吴文化和江南文化传播的中心地带，曾有“才子佳人出江南”之誉。苏州在清代的“康乾盛世”中，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文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人文积淀，才有了“昆曲”“评弹”等艺术珍品的孕育。苏州评弹凭借“小桥流水人家”“文人墨客吟诗作赋”这一苏州特有的人文空间，逐渐加深了苏州评弹的影响力。苏州评弹是由评话和弹词组合而成，用苏州地域方言演绎，是浓缩了苏州地方文化的精华，也是当代吴文化的一种呈现。评弹分布的地方主要在江南一带，也是因为其语言的行通范围所致：“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3]

苏州评弹最早发源于明朝，后来流传于清代。清代早、中期，政府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大众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逐渐丰富起来，为了满足社会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苏州评弹既贴合大众，又具有文艺气息的说唱艺术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居民，都对评弹这种表演形式乐此不疲。于是，从清乾隆到嘉庆、道光年间，苏州评弹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有群众基础的评弹，这时候发展的余地就更大了。这一时期，“陈”“俞”“茂”“陆”四大流派的声名鹊起。“陈”是陈遇乾，“毛”是指毛营佩，“俞”是指俞秀山，“陆”是指陆瑞庭，被大家称作评弹“四大名家”。四人的表演方式各成一派，各成体系，深刻影响了评弹事业在后世的发展。苏州评弹继续发展到清咸丰、清同治年间，此时评弹艺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说唱内容上，并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由以往的篇幅较短，增加到了篇幅较长的评弹作品；评弹艺人在“说”的比例上更加讲究，缩减了演唱段落，“板腔体”在这个时候也更加成熟地发展起来。[4]此时评弹界除了之前的陈遇乾、俞秀山等人形成的“陈派”“俞派”，”又产生了新的风格流派，以评弹艺人马如飞所代表的“马调”独当一面。他吸收当时流行的花鼓调、东乡调、滩簧调、吟诗声调而创造质朴明快的“马腔”，是基本唱腔之一，与“俞调”齐名，“马调”的曲风较为豪放，但豪放中见功力细腻，深得人们的喜爱。[5]苏州评弹发展到清代末期，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马如飞为此时的评弹发展做了许多贡献，如评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社团组织“光裕社”在战争中被毁，许多评弹艺人推举马如飞重建光裕社。[6]直到民国时期，评弹在上海迎来了“黄金期”。彼时的上海经济文化繁荣，作为全国文化娱乐中心，曲艺界为满足大众娱乐需求，评弹艺人开设了多家书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评弹依靠其活跃多变的艺术风格脱颖而出。

苏州评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的演出场地——书场，已经发生了改变，经济发展影响评弹的生存空间，书场的经营维系十分艰难，苏州评弹进入了迟滞的发展时期。到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评弹艺术在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重新兴盛起来，更多的听众也带动了书场的开办。苏州评弹中有极具时代特色的曲目，如《刺绣女工心向太阳》。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苏州评弹也遇到了和很多传统艺术一样的困境，评弹艺人头上萦绕不去的问题就是如何传承和发展。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苏州评弹2006年被国务院授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州评弹成功入选“非遗”名录是对苏州评弹较为有力的保护。

二、观念与探讨：苏州评弹融入声乐教学的可能性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无论从评弹的曲艺本体，还是从评弹的生存空间来看，都是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笔者看来，通过各种形式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目前对传统曲艺最直观的保护方式。当然，评弹的发展与保护不可孤立来看，如果失去了保护就没有发展了，如果没有保护约束就“发展”了，那对传统艺术来说，就可能是一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