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从其在地理空间之外承载的政治、文化和美学意义，以及亚洲想象的表述角度来看，它从来就不是个单一的整体。谁在“亚洲”中，谁在之外，不同时期“亚洲”的含括对象差别巨大。虽然亚洲想象及其实践所指涉的空间从未局限于东亚（比如宫崎兄弟早期在东南亚的活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支持），但在亚洲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仍多以日本为主导、以东北亚的中日关系为中心展开，对清末到“二战”期间中国亚洲想象的思想流变与历史实践的梳理仍较匮乏。

迄今为止，中文学界虽在此一领域有相当的积累（尤其是对亚洲主义相关核心人物的探讨，从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李大钊到戴季陶、汪兆铭等），但尚未见到系统性的研究专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青年学者史峻（Craig Smith）《中国的亚洲主义（一八九四至一九四五）》一书适时填补了此一空白。该书认为：“即使所有提倡亚洲主义的作者都表达了对一个团结亚洲的支持，他们对此一概念的使用目的却因人而异，这些不同目的均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史峻并没有停留在竹内好的亚洲团结意识的理解中，他将亚洲主义视为一种战略概念，这样，对亚洲想象的讨论就可不局限于帝国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各种话语，也不用与特定的国家绑定。其考察的重心，在晚清以降中国亚洲主义和各色表述者对“亚洲”积极主动的想象及意识形态化的建构过程中，整体上属于杜赞奇所定义的“区域化”层面。在他的描绘中，中国亚洲想象内在的丰富性完全不逊于日本。只是，除中国长久的宗藩—朝贡秩序和历史文化遗存外，近现代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的被压迫处境和特殊的受害者意识赋予了中国亚洲想象的不同发展轨迹。

依史峻的考察，在清末至“二战”结束前的中国亚洲主义讨论中，有过三个重要的時段：甲午后清廷地方当局、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亚洲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不同革命团体的亚洲表述及其民间实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及其内外不同政治倾向的亚洲表述。在这三个时段的亚洲想象中，按照类型及演变轨迹，大体可区分出一个从“普遍主义—例外主义”到“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阶段，“区域主义”的亚洲想象则贯穿其中。当然，这些范畴并不绝对排斥。

关于亚洲认同的表述中，地理空间并不是真正的重心，它背后的历史“关系”和对这些关系的诠释才是各类亚洲想象的核心所在。史峻指出，基于这些历史上的“关系”，地缘因素常常与亚洲（主要是东亚）的共享“文明”、有色人种的归属意识等认同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以来西力东侵形成的共同“他者”确实是中日联合图景诞生的最重要因素。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水户藩学者即有中日因“唇齿相依”的地缘而命运共享之说，此一想法随后亦在中国诞生。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与沙俄签订密约旨在共同防日，此举反更促进沙俄在东亚地区的扩张。地缘需求和甲午后的改革热潮结合，在中国引发了一个大规模的联日潮流。一八九八年，中国士大夫和知识人黎庶昌、王韬、郑观应、郑孝胥、李凤苞、唐才常、汪康年等人加入曾根俊虎等创立的亚细亚协会上海分会。而地方层面的大员张之洞、刘坤一和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人纷纷从地缘角度和中国改革需求出发提倡联日。康有为即认为“日本与我唇齿”，“昔东事之役，彼以国小变法自强已久，欲奋扬威武，以求自立，既得胜，得辽东而不得，其势不得不恨俄德，其来请联助，乃真情也”。汉学者古城贞吉将日本恐俄、防俄的文章大量译载于黄遵宪资助、汪康年主办的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上。

对中日而言，地缘政治是把双刃剑，它既是联合抗衡列强（尤其是沙俄）的基础，也可成为助推彼此扩张的利器。译载日人樽井藤吉《大东合邦新义》时，面对樽井“日朝合邦，然后与清国合纵”的构想，梁启超一方面指出其“立意狙险，似持公论，旋狃私见，攘我藩服，摇我心腹”；但另一方面，深处此“五洲雄峙”和“黄白两种，势逾冰炭”的世界，“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综合考量樽井“合邦”之说后，梁启超仍认为这是“洞中肯綮，固历朝史案之余唾，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正如史峻所强调的，康有为、陈炽、梁启超等一众维新派士人所持的东亚联合是一种整体视野，中日两国之间围绕边疆和藩服领土之种种争执皆受限于当时的“人种”冲突和列强竞夺的大势，他们的亚洲想象及中日联合问题既不能以单一的地缘视角去看待，也不能以中国亚洲主义者谈论“同文同种”及其实践中的矛盾去否定其实在性。因此，即便“亚洲一体”的构想如葛兆光所言是日本知识界和部分半官方半民间人士的“一厢情愿”，对日本自命的“盟主”甚至“霸主”意图清末的改良派、革命派也并不接受，但“亚洲”的模糊性及双方各取所需的解释本身即是此一思想世界中的常态。

到民初，中国的亚洲主义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东亚外有“一战”和俄国革命，内有中朝日相继爆发的重大社会政治运动（一九一八年日本的“米骚动”、一九一九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战”除了带来东亚权力和经济格局的变化，更充分暴露了欧美现代文明在物质和道德精神上的悖论处境，“文明”逐渐从一个相对单一的、普遍化的时间和等级序列理解转化为空间性的、各有差异的多元理解，欧美文明的优越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