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八年初春在离华盛顿特区两小时车程的雷克顿，当我和杜迈克、丘慧芬教授夫妇，张灏先生午后闲谈欢聚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短短四年之后，居然与先生天人两隔。那天先生谈话的兴致很高，从海外到海内，从革命到民主，从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到大陆的学术环境等。临别之际，张灏先生坚持下楼送别我们，当我们登上出租车缓缓驶出安静无比的小区时，我回头看见的是一个衣着如此平常而面容亲切的八十余岁的老人的身影。“新冠”这几年，美国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最杰出的三个学者余英时、张灏和林毓生相继离世，一代卓越知识人成群结队地离去，给我们这些后学者带来无法消解的内心创痛，也不由得让我们思考，作为年轻的人文学者，如何守先待后，延续华人世界的人文主义传统和学脉。我想，严肃而真切地阅读和理解前辈的学术作品，不失为一种最好的致敬方式和接续学统的方式。张灏先生的主要作品《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八九0至一九0七）》《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时代的探索》等在海峡两岸和香港出版后影响巨大，成为研治中国思想史尤其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必读书，而他生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自选集《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则为我们提供了探骊得珠的门径，来了解其人其学和精神世界。

相对于余英时先生的博雅、林毓生先生的敏锐，张灏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最大的特点则是深刻，这是一种传承其导师哈佛史华慈教授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在其研究中国儒家文明的轴心时代、幽暗意识，以及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乌托邦主义、“五四”的两歧性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当中都有彰显。张灏先生是在一种宏观的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里来探测中国文明的脉络及其特质，尤其注意探寻这一文明在近代中国遭遇西潮冲击时是怎样的一种跌宕起伏的回应与自调过程。他在研究中所呈现的理路既不同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也不同于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论，而是超脱非此即彼的单向度历史叙述，呈现了一种在两极之间循环往复考察的居间性思维。居间意味着不固执于个体的情感和价值，简单地选边站和固守一端或偏执一隅，而是充分地认识到历史中不同力量之间的撕扯和紧张，尤其是政治和人性中的剧烈纷争，在这种历史思维的牵引之下，张灏先生认知和写作历史时呈现出一种他在纪念先师殷海光时所倡导的“隔离的智慧”。隔离并不回避共情，也不排斥“同情性的理解”，但审慎地拒绝被历史三峡中的意识形态巨浪所吞噬或诱引，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既需要大脑的智慧，也需要心灵的智慧。如果我们从二十世纪的极化思维来回溯张灏先生的理路和心路，就会深深地叹服这种心无挂碍地穿行于历史三峡的智慧。

张灏先生曾在自述幽暗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形成我对于人世与人性中的黑暗的高度警觉。一方面警觉它们是无所不在，到处隐伏，既内在于人性，又出没于人境（human condition）。另一方面也警觉这阴暗面，在人类历史里层出不穷、变化多端，令人无法预测它在未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只有靠我们不断的警惕，才能在人世对它做不断的抗拒、绳范和防堵，这就是我的幽暗意识。”这份幽暗意识既来自张灏先生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也脱胎于其在学术生涯中的理性辨析。就前者而言，张灏先生在学思历程的自述和接受学者陈建华的访谈中，多次追忆童年时代在重庆，父亲在中央大学任教，所居住的村庄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为废墟的恐怖记忆和生命体验，之后是他亲眼目睹“学生运动一波一波地展开，摇旗呐喊、慷慨激昂地进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内战不断升级，成千上万的饥民由长江以北涌入南京城，在街头流落、乞食”。二十世纪的战争和革命更是在张灏先生成年后让他认知短短的百年这些内在的悲剧。所有这些都构成张灏对时代感知和理解的底色，也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大风暴”，之后在台湾十八岁的时候因为肺病做大手术命悬一线九死一生，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于生和死的理解。家国理想幻灭之后，年轻的张灏在哈佛校园再度陷入苦思求解的境地，去寻找破解历史奥秘的门径。这些来自历史风云和个人命运的沉重底色，并未变成张灏先生“压在心上的坟”一样的心灵重负，而被转化成了思考历史与人性的资源，自在暗处，看一切暗，却不为暗所同化或侵蚀，仍然保持着冷静的学术人生背后热烈的家國情怀，和对生命尤其是知识人命运和处境的关切，这构成了张灏先生生命的底色。

就后者而言，张灏先生的学术人生又是足够幸运的，他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台湾的自由主义领袖殷海光，到了哈佛又因偶然机缘受教于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尼布尔，后来又拜在人文主义大家史华慈门下，得以从一个足够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谱系汲取学术和心灵的智慧来滋养自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