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描绘当下的美国，它是什么模样？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美国人享有前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物质富足、教育机会和个人自由，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党派极化愈加严重，种族问题持续恶化，经济与政治权力交叠缠绕，很多普通人深陷“绝望之死”的困境。这幅美国浮世绘，其实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其收官之作《浮沉世纪》（与谢琳·加勒特合著）中，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镀金时代”美国景象的描摹。

是的，美国的当下与之高度相似，不少学者因此将当代美国称为“新镀金时代”，并力图探究其成因。美国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失灵，尤其是共和党对经济议题操控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法学者吴修铭主张，是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反垄断措施走上错误的轨道所致；劳工运动组织者简·麦卡利维则归咎于美国当代社会运动追求的利益太狭隘、目光太短浅，失去了“伟大社会”时期的群众力量，无力推动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尽管归因不一而足，但大家有个共识，那就是美国在六十年代走上“伟大社会”的巅峰，远比“镀金时代”经济更平等、政治更协同、社会更团结、文化更包容，而在那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变得更不平等、更极化、更支离破碎、更个人化，最终走到了第二个“镀金时代”，酿成了当下的困境。

帕特南对“新镀金时代”的研究颇有些与众不同，为了防止人们沉湎于怀旧，他跳出了对二十世纪美国历史的传统叙事，不再把新政和“二战”作为分界线，而是拉长了历史视角，拓展了分析维度，放眼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一百二十五年，品味美国一个多世纪的浮浮沉沉，寻找让美国重回“伟大社会”的涅槃之路。在这段世纪浮沉中，十九世纪末与当下首尾相顾，进步时代（一八九0至一九二0年）是爬坡登峰的上行转折点，六十年代是盛极而衰的下行转折点。这段美国历史就像一条倒U 型曲线，而其背后所展示的则是一个从“我”到“我们”后又重回“我”的故事，这条渗透美国生活各个角落的弧线将美国历史变成了一个钟摆，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来回摆动。过去一百二十五年间，美国如何沿着这条钟摆曲线运动，哪些因素推动过去的美国走出“镀金时代”，以及能否让当代美国走出“新镀金时代”，就是《浮沉世纪》想要回答的三大问题。

一

帕特南的倒U 型钟摆曲线，借助了美国人的居住选择、投票模式、家庭模式、流行文化、婴儿起名和代词用法等维度的丰富数据。新旧两个“镀金时代”都在倒U 型曲线的谷底，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向着经济平等、政党协作、社会内聚、文化融合持续攀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之后，各个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直至当下。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向着更包容的社群主义拉升，而后又向着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急剧下降的过程。

“镀金时代”既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也带来了不平等、两极分化、社会混乱和自我中心文化。面对“镀金时代”的腐败堕落，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开启了全方位的社会实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步时代是钟摆曲线的上行转折点，这时的梦想家和实干家们，创造了包括公立高中、工会、联邦税收体系、反垄断法、金融监管、最低工资等制度机制，让美国走上了经济平等之路，为延续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趋同”奠定了基础。所以，帕特南将进步主义视为美国社会改革的根本动力。

为了弥合巨大的政治裂隙，早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州和地方层面就开启了跨党派合作的进步运动，西奥多·罗斯福在一九0一年意外就任总统又让这场运动获得了国家权力。尽管跨党派联盟在“繁荣的二十年代”（一九二0至一九二九年）陷入停滞，但在新政时代重新恢复并得到加强。进步运动、新政改革，以及“伟大社会”倡议所催生的主要法案，都获得了两党多数派和相当多少数派的支持。因此，两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托马斯·杜威说过这样一句话：“各党派的相似性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力量。”

公民组织的建立、教会的发展、工会入会率和家庭组建率等社会团结的主要符号，也都是从进步时代开始走出低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美国公民组织的生发期，政治社会学者茜达·斯科克波等人指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群众性会员组织，有一半是在一八七0至一九二0年的五十年间成立的。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组织的种子”顽强生长，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很托克维尔的美国，即一个“参与的国度”。在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时间里，美国人有组织的宗教参与也越来越多，许多教会不仅是信众的礼拜场所，而且成了社区的聚会中心，这推动人们从个人主义转向社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