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在当今世界依然深具现实意义。无论是对深陷内战之中的叙利亚和也门，还是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诸多国家，国家建构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福山认为政治发展由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组成，其中有效国家的建立具有基础性地位。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源地，欧洲的国家建构历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英法两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丹尼尔·兹布拉特的专著《缔造国家：意大利和德国的建立及联邦主义之谜》，则关注作为欧洲后发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及之后的政治制度安排。该书既有助于了解欧洲国家建构历程的多样性，又在国家理论上有着独到的贡献。我们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聚焦德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接着从国家疆域的范围和统一的驱动力、国家能力与政治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德意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

《缔造国家》的研究之旅开始于一个有趣的比较：德国和意大利在十九世纪中叶相近的时间实现了国家统一：德国的统一由军事实力强大的普鲁士主导，普鲁士最终通过和平谈判实现了国家统一，建立联邦制的政治安排；意大利的统一则由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皮埃蒙特主导，皮埃蒙特最终通过战争实现统一，随后建立单一制的政治安排。为何德意两国出现这样的分野？作者在后续的章节中以对称比较的方式对德意国家建构的历程展开了详细分析，试图解释两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第三、四章关注为何两国在类似的时间点实现了国家统一。与前人将注意力放在结构性的军事竞争环境或能动性的关键行为者的意图和策略不同，本书的关注点落在前国家时代的政治体之上。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不是蒂利、米格代尔等学者展示的在特定环境下国家建构的推动者与旧精英或地方强人争夺支配权，而是某些政治体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家疆域内的其他政治体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内的过程。具体来看，德意内部推动统一的主导政治体分别是普鲁士和皮埃蒙特，统一的最大障碍分别是巴伐利亚和两西西里王国，在主导者和反对者之间还有一些摇摆不定的政治体。如何解释政治体之间态度的差异？作者认为这主要由两个因素所决定：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以及政治军事实力。其中商品经济发达是统一的主观驱动力，政治军事实力则是统一的客观实力保证。书中对德国的描写是这样的：莱茵兰地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成为德意志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催生了一批厌恶商业壁垒和贸易保护、主张统一德意志市场的商业精英。德意志南部地区则行会经济横行，经济精英主张提高关税、维护既得利益。莱茵兰商业精英们主张统一各地法律标准、推动政治整合，成为德国统一的主要驱动力。意大利的状况十分相似：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民族主义社会联盟，它渴望国家统一以削减区域之间的关税壁垒、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发达、政治军事独立且实力相对较强的普鲁士和皮埃蒙特分别成为两国统一的主导者，经济落后而政治军事实力相对较强的巴伐利亚和两西西里王国则各自成为统一的反对者。作者随后对组成两国的所有政治体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发现经济发达与对统一的支持基本呈正相关关系。

在分析完德意两国的相似性后，作者在第五、六章力图解释两国统一方式及之后政治制度安排的显著差异。中央地方关系是一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区别在于：联邦制分权而单一制集权。德意统一的历史经验挑战了统一主导方的实力决定统一方式和结果的既有认识，它表明实力强大者未必不能妥协，实力弱小者并非就会谈判。那么两国的差异是否与统一主导方的理念或文化传统有关？作者发现主导两国统一的政治家俾斯麦和加富尔都对单一制带来的过度集权感到担忧，区域认同和联邦主义思想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很兴盛，可意大利最终还是走向了单一制。现有解释的不足为新解释的提出创造了空间，本书提出了一个供给导向的解释，即不是统一主导方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需求导向），而是现实的各种条件互动引发了什么样的结果（供给导向）。具体来说就是：统一方式及之后的政治制度安排并不由统一主导方的实力或理念决定，相反它们由被统一地区的状况，尤其是其国家能力的高低所决定。被统一地区的基础型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越高，统一越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并走向联邦制，反之则可能以战争实现并建立单一制。其中的因果机制在于：被统一地区的基础型能力越高，表明其越有能力对当地进行良好治理，其与统一主导方讨价还价的本钱越高，统一主导方也愿意通过谈判协商实现统一，因为不费干戈就能获得治理良好的地区，何乐而不为；反之即使统一主导方有意建立联邦制，被统一方也可能是扶不起的阿斗，最终还得统一主导方来接管。在阐述完德意两国的状况后，著作的第七章将视野扩大到欧洲的十七个主要国家，作者将基础型能力与联邦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解释这些欧洲国家的状况。除比利时外，其他国家都符合他的理论框架。

国家疆域的划定和统一的驱动力

现代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往往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