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我最喜欢听汤池先生讲“中国考古学”，他总是笑眯眯地讲考古的故事，非常生动。一九九一年夏，华东地区发生水灾，商丘永城芒砀山汉梁孝王王后墓受到洪水的威胁，河南省考古队向宿白先生紧急求援，宿先生当即转达汤池先生，并让他火速带队增援永城。接到通知后，汤先生急忙敲开我们宿舍的门，把睡梦中的同学们一一叫醒，说明了这一情况。大家临危受命，由汤先生带队，连夜乘火车赶赴郑州，再转乘汽车赴永城柿园生产队与河南省考古队的同事们会合。在老阎队长的指挥下，我们手提马灯进入墓室，共同进行西汉早期墓室壁画的抢救性考古。我当时的任务是临摹墓室达三十平方米的天顶壁画，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四神云气图》，该壁画比敦煌壁画要早六百多年，填补了我国西汉早期壁画的空白。经过一个月的日夜奋战，我们冒着水灾冲堤的风险，终于完成了任务。我们把临摹稿带回北京，汤先生带着我向宿先生做了详细的汇报，宿先生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和考古成果，就连许幸之先生听闻后，都专程来观看我们的临摹作品，还赞赏有加：“西汉早期如此大尺幅的墓室天顶壁画的发现，要改写世界壁画史了！”后来，这项考古还获得了“一九九一年度中国十大考古”的称号，我也由此步入了考古的未知世界。此后，汤先生常常鼓励我说：“你要继续保持对考古工作的興趣与热情。如回到南方工作，有机会的话可以从事良渚文化的考古与研究工作。”正是有了这些难得的机缘，从中央美院毕业后，我在卢沉先生的推荐下到苏州博物馆工作，主要负责陈列部，一干就是八年。

功夫

在我刚进馆工作时，太平天国忠王府的建筑既是展厅又是办公室，考古部的出土文物就堆在办公室门口、走廊和园子里。古建改造成的办公室灰暗阴冷，大家都习惯聚在“工字殿”平台前，一边晒太阳一边交流工作，许多日常工作就在大殿前展开了。有几位“老法师”（江南地区对一个行业中老师傅的尊称）看到我是新来的，就问我想做什么样的展览，而我当时根本没有看过馆藏清单，更没有看过藏品，心里没底，便回问他们迄今为止哪方面的展览还没有做过。其中一位老法师笑了笑说：“青铜器方面的展览没有做过。”我听完一愣，知道这一回答是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为什么呢？在文博界，每一个馆都有各自藏品的长项，而青铜器与苏州博物馆，是无法连接起来的词组。

之后，这次对话始终回荡在我脑海中，最终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在钱公麟馆长的引领下，我去保管部找到青铜器的保管员孙琮璟，想通过她了解馆藏青铜器的情况。她把我带到库房，指着一堆长方形的大木箱说：“你自己看吧，这里都是青铜器，也不一定成系列。保管青铜器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平时也没有展出的机会，就一直放在库房的角落里，几十年了。”我第一次进库房，打开这一堆大木箱，目测了一番，心里盘算着这些数量与类型能不能撑起一个展览，随即又问孙琮璟要了一份馆藏青铜器清单。她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你初来乍到，千万别去碰青铜器。”我问：“为什么？”她轻轻地说：“青铜器不是我馆藏品的重点，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藏品压场，建馆以来都没人碰。听说你是学美术史的，第一次做展览，就做个明代书画展，既好看，又保险。”话虽如此，我却回想起汤池先生把我们带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展现场上课的情景。他把展厅作为课堂，给我们仔细讲解了青铜器展区。当时在展厅中，我就可以把青铜器的五个分期讲得清清楚楚。这段记忆让我决意迎难而上，在苏州博物馆策划一个别开生面的“馆藏青铜器大展”。

到了布置展览的那一天，大家都闻讯来到工字殿展厅观看我是如何布置展览和陈列藏品的。我那时年少气盛，想用库房里不为人知的藏品，引爆观众的视点，孙琮璟为了配合我做好这个展览，把每一件青铜器都擦了一遍，让我非常感动。我首先把青铜器分类，编排好数量，与工字殿里十九个陈列橱一一对应，每一个陈列橱上都标出清单。我把保管部的青铜器清单按照每个陈列橱编号，再放入编过号的周转箱中。一切准备就绪，保管部负责人姜节余拿来出库单让我签字，我仔细一看，一身冷汗。他把每一件青铜器的完损状况描写得太详细了，比如一件器物上有三个洞，每个洞尺寸多少；有三条裂缝，每一条裂缝尺寸多少。若我签字了，在展览结束后，当保管部验收器物时发现器物上变成五个洞、五条裂缝，或者原来的洞和裂缝尺寸变大了，就证明是陈列部在展览期间造成的，如此，我就必须代表陈列部写出新损坏的说明，并签字认账。这一份说明将成为该器物的永久档案，日后的工作人员都会知道我在一个展览中造成了多少损坏。我瞬间明白了，陈列部与保管部合作的关键节点就是“文物交接”，第一次文物交接，让我立马意识到必须专业且耐心地对待这项工作。姜节余以严格对待文物保管而著称，在工作中铁面无私。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要在日光下检查文物的完损情况再交接文物，他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小时候学画时，颜文樑先生曾对我说：“色彩在灰暗的房间里看会产生色差的，要在日光下看，这样色彩的还原度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