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该书诠释了十八世纪以来历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提出了一套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理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关于后殖民国家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在《想象的共同体》及其后续版本中，安德森似乎有意忽略了马克斯·韦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即领袖魅力（克里斯玛）。翻阅《想象的共同体》全书，几乎没有关于领袖与领袖魅力在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的内容。而在安德森的其他作品中，他也多处批评韦伯的克里斯玛理论。在他看来，魅力超凡的领袖似乎对后殖民民族国家建构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精英与民众共享一个关于集体的想象。那么，为何安德森轻视苏加诺式的领袖，甚至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刻意回避领袖魅力对后殖民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呢？

先来看《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架构。它开创性地将印刷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相结合， 提出宗教权力衰落后，印刷资本主义利用通用语言在大众中传播启蒙思想，促使阅读者集体想象出一个作为共同体的民族，进而塑造了现代民族主义。在一九九一年《想象的共同体》修订版中，安德森修正了他的民族理论。他不再认为“二战”后亚非后殖民民族国家建构仅仅是借鉴了十八世纪末以来美洲与欧洲民族主义的经验，而是强调前殖民地国家的作用。为此，安德森补充了由殖民当局实施的人口普查、地图测绘和考古文博等公共事业对催生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人口普查与地图测绘将殖民地民族的边界可视化地标注出来，再由考古文博等机构强化其历史文化认同；殖民地人民“复制、调整”这些由殖民者引入的启蒙思想，再用广播、图像等手段来塑造自身想象的共同体。此后，在二00七年《三面旗下：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象》中，安德森进一步讨论了电报、轮船等科技的广泛应用对普及激进民族主义思想、刺激反殖民运动兴盛的作用。

安德森的这些分析推理固然有其合理性，却不经意间隐含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在他的论证中，亚非被殖民地区之所以能够诞生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有赖于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欧洲殖民当局的制度和机构的作用。而殖民地人民在自身民族主义诞生与发展过程中，仅仅是欧洲思想的接受者、殖民统治的被动回应者。他们的主体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带领他们反抗殖民统治的建国领袖的能动性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再來看一下安德森对韦伯提出的克里斯玛议题的理解。韦伯所言的克里斯玛指的是具有超凡品质的个人，类似于汉语中的天降伟人。他将政治统治的支配类型划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他提出，不同于传统型领袖的合法性来源于血统、习俗和传统，法理型领袖的合法性来源于公众认可的合法程序，如行政官僚等，而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合法性来源于超自然的力量。韦伯的克里斯玛之说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一战”的大溃败之际，曾经的威廉德国威权政体难以维系，而新兴的魏玛议会民主制政体立足未稳。韦伯本人曾经代表战败的德国参加巴黎和会，亲身遭遇战胜国咄咄逼人的羞辱；他还作为文化精英参与起草魏玛宪法，对新生的民主政体满怀期待，但却亲眼目睹战后德国的政治乱象和经济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