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署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山居图》和《富春山居图》，在一年时间内递次进入清内府，并在乾隆的主持下展开真伪鉴定。当我们重新审视整个鉴定过程的微妙变化时，真伪背后显然有着现代书画鉴定所不能涵盖和解释的诸多历史现象。《富春山居图》的真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由乾隆皇帝主导的一次与汉族大臣的文化权力博弈。在清代“民族—王朝”历史格局下，《富春山居图》也由巡幸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

在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冬之前，《富春山居图》并不存在真伪问题。冬天，乾隆皇帝先得到署名黄公望的《山居图》，基于此卷题跋与沈德潜数月前进呈的诗文稿（《归愚文钞》）所记不合，而将之与传闻中的《富春山居图》看作两件不同的画作。十一年五月，经过进一步比对邹之麟跋语和沈德潜诗文稿图名记载，乾隆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到了十一年冬天，三韩旗人安岐所藏《富春山居图》经傅恒引介给乾隆，他剪烛粗观后发现卷上五跋（分别是沈周跋、文彭跋、王穉登跋、董其昌跋和邹之麟跋）与沈德潜诗文稿所记皆合，初步判断所得新卷可能就是传闻中的《富春山居图》。

次日，乾隆皇帝召集梁诗正等大臣共议真伪。按照乾隆皇帝单方面的描述，梁诗正等人提出了与其前夜灯下所观不同的意见—“咸以旧为真，而新为伪”。乾隆不仅自责“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而且还指出已经去世的高士奇、王鸿绪两位收藏家，以及宠臣沈德潜的鉴定“均误也”。在表面和谐的商讨气氛中，参与鉴定的君臣们达成共识：来源不明的旧卷《山居图》被认定为“无上神品”之真本，正式更名为《富春山居图》（以下简称“子明卷”），流传有绪的新卷《富春山居图》（以下简称“无用师卷”）却被判为“下真迹一等”之仿本。

汉臣的逢迎上意，即便是虚假的，也是乾隆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内心最顾虑的人，是曾两次寓目“无用师卷”且因诰封回苏州而没能参与这次鉴定的沈德潜。在“无用师卷”入宫数月之前，乾隆皇帝就已敕命沈德潜在《山居图》（即“子明卷”，此时仍被称作《山居图》）拖尾以其元韵亲书和诗。其中“敕命小臣题纸尾，迫窘诘屈安能为”一语，颇显隐曲难言之态。此时“无用师卷”还没有进宫，真伪问题处于晦暗不明阶段，乾隆皇帝遂没有苛责沈德潜的暧昧态度。

真伪鉴定已毕，长至后一日，乾隆皇帝在“子明卷”上又题下一段富有深意的长跋，文末有云：“叹盛衰而归梦幻，德潜盖详言之，玩物丧志，又不若不识者之为得矣。而况目迷五色，易眩鲜明。于流览其尚可也，于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爰书之于旧图，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借真伪鉴定之机，他不仅对汉臣的忠诚提出了警示，而且“玩物丧志”也是乾隆皇帝提醒满人不要过分沾染汉人习俗时的常用语。乾隆皇帝借沈德潜之名阐发的这段话由画卷真伪影射“出治用人”，显然把真伪之辨提升到一个治国理念的层面。这是“因一事乃获三益”的实质。

第二年（一七四七）春，当再次为“子明卷”申辩时，乾隆皇帝的批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与“无用师卷”产生过历史联系的汉族文人，沈周、文彭、王穉登、董其昌等明代书画家和收藏家都被他嘲讽了一番。本朝的汉人显宦高士奇、王鸿绪、沈德潜也再一次被提及。御识中的“高（高士奇）王（王鸿绪）目迷何足云，压倒德潜谈天口”一语，显得盛气凌人，不容申辩。六月，乾隆皇帝接见了刚刚回京的沈德潜，随即命其以御制元韵再题“子明卷”。沈德潜先以“《富春》一图流世间（自沈周至高士奇、王鸿绪诸家），声价千金满人口”，隐晦地表达了“无用师卷”流传有绪的事实。但最终他只能以“归之内府帝鉴观，两图谁是复谁否。众眼曚迷云亦云，真者偏左赝偏右。《山居》即是《富春图》，圣论定余重琼玖”这段难掩阿谀的诗句，不情愿地向乾隆皇帝宣告了自己在真伪问题上的臣服。

这次看似普通的书画真伪鉴定实则危机重重，暗藏满族皇帝与汉族精英对话语权的争取。作为“征服王朝”，如何使长期尚武的满族政权在占据文化优势的汉族文人面前不失威严？不难看出，真伪鉴定过程完全来自乾隆个人遗存的文字，关于汉臣们的鉴定细节，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对比的文字记录， “毫无疑问，异族统治—尤其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的乾隆的统治—使汉族文人们变得心存恐惧、小心翼翼”（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然而，有关忠诚与否的隐患在真伪鉴定伊始就已潜伏，并在之后的数十年不断滋生。令乾隆皇帝没有想到的是，问题出现在他最恩宠和信任的沈德潜身上。先是沈德潜订正《御制诗集》时，擅自“悉以评骘，颇多删减”的做法引起乾隆的不悦，继之乾隆在沈德潜死后遗稿中审查出《咏黑牡丹》一诗。此诗可能也有托名之嫌。诗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一语，明显是对满族政权入主中原“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皇帝因顾忌“有妨己之名誉，仍隐忍不发”，没有对死去的沈德潜有所惩罚。但此事令他迁想到《富春山居图》真伪之辨，随即敕命与沈德潜并称“东南二老”的钱陈群在“子明卷”沈德潜二跋后，以欧阳询“三日坐卧索靖碑”的典故，重新代表汉人表达了对当初鉴定意见的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