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溯观照上个千年， 法国《世界报》曾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的中国人。评选者认为，苏轼其人“le lettréincorrigible”—法文为“不可更改”，对应中文，则“不可救药”更贴切。评价主观色彩强烈，浸入了对其百折不回的赞叹，此般“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如此“不可救药”。结合让- 皮埃尔·朗格利埃（Jean-Pierre Langellier）的解读，便更能体察出这反向式评述的深意：苏轼惊才绝艳且充满激情，一生纯粹而鲜活，这种通才与烂漫契合法国人的审美，前总统希拉克甚至了解苏轼诗歌形式与韵律的细节。

斯人已逝九百年， 若江中沙尘， 肉身有限；就文化与自由向度而言， 却始终不朽。西方世界对苏轼的关注源于十九世纪。一八四二年，传教士郭实腊以苏轼为楔子，對中国文化做图景式概述，以英文发表于《中国丛报》—苏轼是不世出的通才，从其仕宦生涯可管窥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更进一步，翻译包括前后《赤壁赋》在内的名篇，录入《古文选珍》；后于一九0一年在伦敦出版《中国文学史》， 大篇幅记述苏轼生平及作品。白英（Rober tPayne）、克莱默（Launcelot CranmerByng）、韦利（Arthur Waley）等也翻译过苏轼诗文，他们基于审美、接受等因素选译篇章，并做简单源流考—此为早期汉学研究的范式。这些推介译作加速了苏轼在西语世界的传播，作为中国文化图谱中的一枚棋子，苏轼逐渐被西方读者熟悉。

一九四七年《苏东坡传》问世， 林语堂以华人身份撰西文，诗性阐发苏轼的达观知命与乐天超脱，造就域外最著名的中国人物传记。林氏自述生平热衷东坡诗文，写作期待是“以此为乐”，因此，其笔下的苏轼跳脱出儒士周正刻板的窠臼，带有鲜活的人之癖，充满魅力。此书并非严谨史传，作者在史料择取上有自圆其说的考量：如果说南宋笔记塑造的苏轼蕴含着时人的故国之思，则林氏笔下的苏轼便是自身追慕的完美人格投射。林氏的读者群不通汉语，因此有较大的自由度去重新塑造苏轼，并从跨文化角度诠释中国文化。此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东亚传播亦广，合山究一九七八年即译为日文，于明德社出版；次年， 讲谈社再版，一时“洛阳纸贵”。

及至六十年代， 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译《苏东坡诗选》成为美国阅读最广的古诗选本及古汉语教学的常用教材。之后，欧美汉学界已不满足浮光掠影式概述， 或常规性研究模式，苏轼的重要性被逐步发掘：《北宋主要词人》〔刘若愚（JamesJ .Y.Liu）〕为专项文体断代研究，苏轼是重点词人，孙康宜《晚唐至北宋词体的演进》分析苏轼词的模式。文本解析是此阶段的研究范式， 涌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如《山水与苏轼思想》《中国诗人的疏离与和解：苏轼黄州贬谪》等。域外研究者关注到贬谪之于苏轼的意义，“幽人”苏轼洽洽自如，依旧炼丹、酿酒、交友、出游，怡情适性，身无挂碍，真正实现了对人生本真意义的追寻。

八十年代之后研究切入点更为多样，或在时空框架下自然书写，或关注诗人内心世界，如《重游庐山—佛教思想对苏轼诗歌的影响》 〔管佩达（Beata Grant）〕、《东坡之路—苏轼诗学之声的演变》〔傅君（Michael Fuller）〕、《诗人的贬谪与回归：苏轼研究》〔唐凯琳（Kathleen Tomlonovi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