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希·尼采在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间扮演的政治角色—这位哲学家的读者都多少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但大多只是把这個思想史事件简单概括为国家机器对哲学思想的误用，以此理由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甚至扔进历史的故纸堆。然而，尼采哲学的“被政治化”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连续进程，无法脱离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史背景，是尼采研究的重要分支。而这个政治化历程和一本并不真正存在的书关系匪浅。

一八八五年，尼采开始构思一本新书，他希望借此完成自己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他从这一年秋天开始为新作收集素材，把思想碎片、创作提纲等写在随后几年的笔记中。尼采希望从自传性角度出发进行论述，不再使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种激情洋溢的诗学创作方法，而是用散文的方式阐释自己晚年思想的核心概念：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不过，根据《尼采考订版全集》编者之一乔尔乔·科利考证，一八八八年上半年，尼采已经放弃了这个创作完整哲学体系的计划，一八八九年初，他出现精神崩溃的迹象，至一九00年去世为止不再进行哲学创作。

尼采生前未曾完成和出版《权力意志》一书，但一九0一年，一本冠以尼采之名、题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书出版，并于一九0六年发行了第二版，很快成了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尼采著作”之一。这本伪书的出版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 尼采关系匪浅。一八九三年，福斯特- 尼采从巴拉圭回到德国，和母亲一起照顾生病的尼采，并把尼采作品的销售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八九四年在魏玛建立尼采档案馆，从一八九六年开始出版尼采著作。如果说，在尼采发疯前，被他叛逆狂放的超人哲学吸引的大多是左翼和自由主义人士，那么在他生命中最浑噩也是最后十年里，经由妹妹和尼采档案馆的宣传作用，他的思想在整个欧洲吸引了一大批右翼信徒，这些人声称要把尼采从左翼手中解放出来。福斯特- 尼采是个激进的反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希望借哥哥的声望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也希望证明尼采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创作“断片”的思想者，而是可以创建完整的哲学体系。她和尼采的友人彼得·加斯特一起组织几个助手编纂以“权力意志”为题的尼采“理论哲学代表作”。编者们从尼采留下的大量笔记中挑选了四百八十三条断片，把这些碎片武断地排列拼凑成散文体裁，并编排成四章，以哲学专著的形式出版。一九0六年的第二版更是使用了笔记中的一千零六十七条断片，并对作者遗稿进行了严重篡改，修改语句，添加过渡。但这本伪书迎合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的时代精神，被一部分读者奉为预言时代和民族走向的思想经典。

尼采哲学的被政治化并非二十世纪的新事件：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学生社团佩尔纳斯多尔夫就曾用政治术语解读尼采思想。然而，对种族主义和国家机器的厌恶是尼采对德意志帝国时代主流思想的超越，伪书《权力意志》的出版却删除了这些先锋意识，这是福斯特- 尼采和加斯特为了政治目的直接扭曲尼采本意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尼采卷帙浩繁的作品和笔记中提取出任何政治观点都不是难事。他的一些词句意义模糊，充满矛盾，而且断片这种形式本来具有多义属性。一些读者把尼采哲学中“超越善恶”“奴隶道德”“超人”等关键词置于历史背景语境中，后世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戈培尔等人对“危险地生活”等名句断章取义的运用更是让很多人把尼采哲学视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指导纲领。

实际上，“权力意志”（Willezur Macht）这一概念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影响，但是体现了肯定生命的观念。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称：“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因为每一种本能都要释放自己控制和支配的欲望，这让世界处于不断创造和毁灭的动态过程中，权力意志也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始力，并非有意识的决定，而是一种追求目标的非理性冲动，完全不同于纳粹政权以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为凝聚力的“权力”概念。“权力”和“意志”在尼采那里并非狭义上的政治术语。此外，尼采超越传统道德的激进思想和破除传统基督教信仰的戏剧化主张（“上帝已死”）也会吸引具有颠覆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别是对“斗争”“英雄主义”“毁灭”的论述富有诗意，很容易为国家社会主义将政治生活审美化的意图所利用，让大众在领袖崇拜的浑噩迷雾中屈膝伏地。

尼采哲学的政治化滥用始于“一战”前。这一时期，德国不少知识分子把即将爆发的战争解读为德国文化对抗英法文明，即具有整体性的人类灵魂与支离破碎的机械社会之间的抗衡，英雄和商人之间的抗争。这场战争是德意志民族证明自己生命意志、解放自我的途径。包括托马斯·曼、格尔哈特·豪普特曼和赫尔曼·黑塞在内的绝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一度从审美和形而上的角度赞颂战争。显然，对战争的理想主义诠释符合尼采对赫拉克利特的推崇。尼采确实称战争是生命力的释放，自由的人定然是士兵；但另一方面，他反对任何一种奴隶道德，包括把自由人转变为臣仆和零件的战争道德，他对生命力和斗争的歌颂处于形而上学的维度中，不能被简单运用在民族战争这一政治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