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基佐
作者 马麟贺
发表于 2023年6月

始建于一二五七年的索邦神学院坐落于今天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核心,地处典雅秀丽的卢森堡公园与庄重宏伟的先贤祠之间。这座传承了法兰西历史文脉的悠久学府在数百年间几易其名,却从未失去她的声誉。当我二0一七年第一次徜徉在这所拥有标志性穹顶的学术圣地之时,发现为数不多的几间阶梯式大讲堂都以索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命名,其中一间的精致门楣上就镌刻着“GUIZOT”的大字。眼前的所见与脑海的所学顿时产生一种时空的交叠,一下将我带回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那个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这个神圣的学术殿堂,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从一八二八到一八三0年讲授的文明史课程轰动一时。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基佐刚刚因极端保王派内阁的下台而得以恢复教职,讲台上的他不得不呼吁激动的听众保持冷静,这些听众之中就包括蒙塔朗贝尔和托克维尔。尽管基佐的声名因政坛的失意与后世的建构而毁誉参半,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位历史学家的文明史观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群体,同时也为法国的自由主义史学打下了深深的基佐印记。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特定时空,后来成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勒南的“法兰西知识与道德改革”的先声。时至今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依然是中国学人理解欧洲文明演进与史学变迁的重要读物。

然而另一层面,基佐的政治思想似乎并未受到如此推崇。长期以来,关注其政治思想的中国学者寥寥可数。这一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中国学界。美国学者奥勒连·克莱图(Aurelian Craiutu)二00二年在为重新出版的《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他创造的词‘致富’(Enrichissez-vous)使他成为著名的中产阶级捍卫者,但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基佐则在英语世界被遗忘殆尽。”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故乡法国,对基佐的重新关注也仅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几十年时间。

在法国这片热衷平等的土地上,以基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难以根深叶茂地发展壮大或许相对容易理解。而在英美学者眼中,法国式的自由主义,用克莱图的话说显得“神秘而令人困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渗透于其中的“中庸意识”—包含了一系列同旧制度的和解。这也为中国学界以往对政治家基佐的冷落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长期处于革命的年代,崇尚激进的革命史观自然会给基佐贴上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标签。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基佐的政治思想没有历史价值和启迪意义呢?

十九世纪的法国虽已告别了大革命,却依然面临着旧势力与新时代激烈的纠缠与斗争。革命后的法国应如何在两种水火不容的力量的夹缝中实现重建,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当代政治思想史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认为基佐及其所代表的自由派“在很多方面最为清晰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抱负”。对基佐及法国的自由主义,只有放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历史和政治处境中加以考察,才会以了解之同情发现其独特的内涵与价值。另一方面,相较于打碎一切的革命,基佐更为关注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改革进程,而这正吻合了今天的时代格局。当“改革”取代“革命”成为变局时代的价值主流时,基佐对重构社会的团结与秩序以及民主与自由张力问题的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这些内容在《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中得到了独具匠心的解答。

《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基本内容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基佐在巴黎大学(即原先的索邦大学)任教期间关于代议制政府历史问题的讲义,但正式出版是在一八五一年,并经过了基佐本人的重大修改。因此,尽管这套讲稿是基佐的早期作品,却在修改中融入了他此后几十年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生活体悟。在这套讲义发表之前,法兰西已经先后经历了绝对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雅各宾专政、督政府、拿破仑独裁以及复辟的波旁王朝,俨然成为各种政体的試验场,然而法国社会依然分崩离析、烽烟四起,始终无法从革命的泥淖中站立起来。在基佐看来,法国之所以始终没有恢复秩序、重建自由,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传统的抛弃,二是对专制主义的迷恋与热衷。在《起源》的第一章中,基佐就严厉地指出,“蔑视逝去的岁月是盲目的、该诅咒的忘恩负义”,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也许具有不同的美德和光荣;但每一个时代都理应得到后代的尊敬”(《起源》,6 页)。基佐之所以推崇英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制度往往是自然演变而非理论设计的结果。相比之下,他若有所指地说:“现代社会充满了科学和谋略……在规范化的名义之下,事物被扭曲了,从而迎合某类特殊的利益,或顺应某种理论。”(345 页)对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哲学的反思,不仅存在于基佐的思想中,而且构成了托克维尔、巴朗特、鲁瓦耶- 科拉尔、雷米扎等同时代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思想底色。

与托克维尔欣赏美国的制度文化不同,基佐的视野投向了隔海相望的英国。基佐指出,选举制度在英国的活力和持久性,原因在于选举权与其他公共和地方权利的密切结合,选举人和社会事务参与者长期都是同一批人。

本文刊登于《读书》202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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