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概述《必须写下我们》有点困难，也并非不可能之事，尽管扫过目录，我们便可获得一个隐约的印象—这是关于作家的故事：这一代与上一代的，海内与海外的，位于核心与身在边地的，从事虚构与非虚构的写作者们。如同一块时代的病理学组织，作家和他们的人生故事被裁剪出来，安放在一块小小的、不规则的载玻片上，亟待下一步处置。读者需自行滴入染液，即閱读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使之充分融合、发生反应，进而在显微镜下现出诡秘动人的形状与纹理。但是，这样的形容仍然不够充沛，与此同时，书中收录的这些篇章也穷尽了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写、事件报道、活动速记、对谈问答、小说评论、印象记等，灵活丰富，不妨看作一次非虚构课业成果的集中展示。再者，不谈最后两篇与文学这个题目无关的长报道，之前的每一篇文章里，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吴越对话时的强度与位置，并非谦逊到如同隐身的在场者，只知一味退让；也不是激进乃至冒失的挑衅者，渴求从失控的间隙里盗猎所谓的真实。吴越似乎拥有一种维持平衡的方式，很像她所写的那些杂技演员，自然而机敏，在暗处下过苦功夫，读解能力与反应速度一流，总能与惊险擦身而过，且从不赋予其决定性的结构。在这样一位无法轻视的对手面前，受访者在不经意间便完成了一次交付，当然，她也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刻收束动作，轻盈着地，这几乎从未失手。以及，读这本书时，我也愿将之作为吴越个人的一份生命笔记，一次勾勒陌生性的永恒运动。关于文学，虚构与非虚构，或历史、尘土、幽灵、技艺，再或并肩渡过的劫难。她途经的时间被一个个空间所分割，行在首尔、北京、沈阳与都江堰的街巷，凝神于上海男装店的二楼与都江堰光明街的理发店里，游走在对身份的长期困惑与将之迅速抹平的壮烈变革之间，不同年代、地域的回响在此交织一片，彼此折射。显然，这也是一次确认自身的持久旅程，与作家张悦然的对话里，她曾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涯：

我们与十五年前各自的样子大相径庭。二00一年“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前留下了一张合影……尽管激动不已，我几乎立刻就远离了这个对我来说有些喧嚣不适的话题中心。本科就读时，收到《萌芽》约稿信，稍写了几篇，后接到“新概念”获奖者与前辈作家对谈的邀请信，谁也没告诉，直接放进抽屉。实习先去广告公司，然后去主流媒体，干了十年记者。也不知怎么，忽然，我就走回了文学这条路，就像是径直进了一个虫洞。

也差不多在十五年前，我在展览上见过一件名为《虫洞旅行纪念》的装置作品，艺术家将接触式麦克风粘在旁边的上下水管道上，就地收录声音素材，辅以调变，观者可以随时戴上耳机，聆听一段来自异世界的复杂混响。怎么形容那种声音呢？琐碎而细微、幽深而绵长，如同进入黑夜的漫漫旅行，有着一种五彩纷呈的空旷与单调。奇妙之处还在于，那些即将到来的声响永远是未知的，若有若无，不可预测，没办法确切分辨它的成分构造，走步声、冲水声、说话的声音、点烟的声音、外面的风声、云朵相互驶过的声音、太阳下落的声音，或近或远，全被纳入其中。就是这样，一截管道连通着宇宙的不同时刻，所有人都是演奏者。这也暗合了我读过此书后的另一个思绪，如果被访对象是演奏者，那么作为采访者与书写者的吴越，究竟是一位听众还是指挥家？以及，我们所共同出演的，到底是一支什么调子的协奏曲？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稍后再谈，我们姑且回到虫洞之中。如果吴越径直进入的是这样一个命定的隧道，那么旅途势必不会轻松：不仅在于时空之路的永不平坦，那些对被访者的好奇、着迷与探寻，根本上源于我们对自身内部陌生性的压抑。而书写，也即在纷繁的噪声之间捡取一条可被理解、可供体认的路径。以及，对于“走回了文学道路”这件事，很难看作一次奥德修斯式的返乡之旅—英雄飘落大海之上，历尽劫难，依靠的是神话这一载体的天然庇佑；我们只能自己发掘一条崎岖的精神小径：与街巷里的白马对视，在呼啸的荒原上扫荡，建造荡在湖心间的那艘小船，驶往历史晦暗不明的披屋，在那里，一根或者几根鱼刺梗在喉部，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上述几个瞬间的意象分别来自吴越与金宇澄、索南才让、双雪涛的采访及她的后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