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有时钟的。

一些是显性的，写在条例里。比如6岁被准许上小学，最低12岁应开始承担刑事责任；而到了18岁，无论你是否准备好，你都将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个成年人。

一些是隐性的，写在人们心里。比如，35岁，是职场里一条隐秘的“分割线”；40岁，一个人该有稳定的事业以及婚姻；60岁，你应该退休照顾孙辈。

社会时钟是一个尺度，它在无形中用一种统一的规范丈量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脚本。社会的时钟无法框定个体的意志，在同一张表盘上，总有想要跳到刻度之外的人。

逆行者

“你家闺女现在在干吗？”电梯里，有人问道。

“准备考研呢。”母亲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张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垂头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说辞，实际上，她现在什么都没干。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或找到工作或继续深造，或积极考公务员或准备再次考研，只有张洋待在家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两棵柳树发呆。

“如果我说我就是想休息一下，你会信吗？”

张洋常觉得自己在跑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曾经，她以为高考是这场比赛的终点，但现在目的地变成了“一份好工作”。而未来，或许还有“美满的婚姻”“优秀的孩子”等各种标杆。在这场比赛中，人无法喘息，难以停下，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赶超。

“但如果我主动退出跑道呢？”

刚开始的确是快乐的。张洋把在大学期间想读的书挨个儿读完，买了一部新的游戏机，偶尔在父母查岗时假装学习。

但很快，快乐消失了。

9月，开学季到来。张洋的微信朋友圈突然被各种录取通知书刷屏，原来的同学去新学校读研，晒着新朋友和新生活。张洋突然感觉自己被落下了。她发现自己既不属于某所学校，也不属于某家公司，而成为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边缘人。

张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我不过就是想休息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为什么不能允许我做出第三种选择？”

陈深与张洋有相似的困惑。

研二那年，陈深自作主张选择了休学，原因是有严重的抑郁症和身体问题。

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晚上，父亲的情绪异常差，他问陈深：“为什么你要休学？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没有休学，有的人天资很差也没有休学，我周围从来没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学，为什么只有你坚持不下来？”

陈深被父亲的问话刺痛，觉得自己成了家族的耻辱。

她从小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听话、懂事、成绩优异。填报高考志愿时，陈深在父亲的安排下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父母对她未来的规划是一路升学到博士，最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陈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大一下学期，问题出现了，陈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也不喜欢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