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說不清我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1988年春节刚过，19岁的我，跟随建筑队登上了远赴沈阳打工的列车，成为那个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务工人员。

建筑队里的务工人员，大都是已经成家的中年人，他们日常所谈论的，无非是一些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江湖义气以及女人等话题。我无法参与他们的讨论，甚至时常成为他们消遣的对象。

从那时起，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独。每天晚上下工后，工友们都会去离工地不远的公园消遣娱乐。那个时间段就是我在打工期间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流行一种路边书摊，在旧书摊看书是不收钱的。每天晚上工友们去公园，我就去旧书摊看书。那段时间我读的书特别杂，遇到什么就读什么，时常一个故事读到一半，第二天再去，那本书就不见了。

次数多了，我突然产生了续写故事的念头，夹杂着我的一些感受和联想，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写作习惯。

后来回乡，在村子后面的沂河里捞沙。捞沙的那段日子，算是我前半生最艰苦的日子。人长时间地浸泡在流水里，皮肤会变得柔软。沙子在水里不停地流动，和身体产生摩擦，像砂纸一样打磨着皮肤。

最痛苦的是，结束一天的捞沙工作后，手和脚往外渗着血，那种疼让你知道什么叫十指连心，就像平时割破了手，然后撒上辣椒粉的那种火辣辣的疼。

那时候，读书写字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次去乡镇的集市上，我都会从旧书摊买回来大量的书。我记得那年冬天很冷，我没有御寒的毛衣，父亲给了我20元钱，让我去集市上买一件毛衣，而我前后去了3次，共买回3蛇皮袋的书。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投稿地址，就像一个溺水者发现了一块木板一般兴奋。我尝试性地将一篇小小说投寄出去，没想到一投即中，这就是我发表的处女作《小车进村》。

此后，我不断地将作品寄出，烦恼也因此接踵而来。因为我写的小说大多反映村庄里的一些真实事件，那时写作手法还很稚嫩，许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我小说中的原型，因此我得罪了一些乡亲。

父亲和我谈及此事，我只是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我其实已经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当时正值桃花盛开，我们家承包了一片桃园，父亲在桃园里用玉米秸秆建了一间看园的小屋。

小屋尖尖的、小小的，里面只能放下一张桌子和一条铺在地上的席子。我住进这间小屋，从桃花盛开到大雪纷飞，每天除了捞沙，都窝在这间小屋里写作。不停地写，不停地修改，我为之着迷。

后来便有谣言传出，说我精神不正常。父母深为担忧，他们多次劝我停止写作，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为了体验小说里人物的内心感受，当我写到主人公的丧亲之痛时，我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一双白色的鞋子，模拟披麻戴孝。这彻底激怒了父亲。

第二天晚上，当我捞完沙返回桃园，突然发现那间小屋不见了，我写了20万字的小说手稿也不见了。我赶忙回家询问父亲，他只是淡淡地回了我一句：“没看见。”我再次返回桃园，在桃园的一角，发现一片新翻的泥土，扒开土层，看到了一堆纸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