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诗人拥有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曾有过的历史感受力，我们的诗歌作品也有着以往时代不曾如此明晰的机器化、自动化、数据化、屏写化、无器官的历史特征，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乃是技术或者说智能技术。按照基特勒的说法则是：“机械化或物质上的细化，使得现代文学消失在匿名的字体中，……马拉美所倡导的‘诗人雄辩能力退隐’成为现实。”无论如何，如果不理解技术在今天写作中的位置和作用，断然无法对诗歌作出真正的判断和预期。这或许意味着技术本来就是诗最核心的部分，或许可以说现代诗真正起源于技术，并通过技术的发展而自我革新。

关于技术与诗的最早最深刻的思考，是席勒1795年的“感伤的诗”概念，虽然之前的卢梭已经谈到了科学对人的异化，但他还并未自觉到这种异化对诗人的影响。席勒通过康德创造性地发展了卢梭，他认为技术对人造成了创伤，诗人的自身内在和谐被破坏了，也就是感性、知性与想象力分裂而对立，“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因此一种“更高的艺术”被席勒构想出来，试图解决这种分裂而恢复某种完整性。

被称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19世纪，是一个技术与诗更为密切的时代，波德莱尔的体验和表述更真实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之中谁没有过那种雄心勃勃的时刻，没有梦想过创造一个奇迹——写一篇充满诗意的、没有节奏、没有韵律确如乐曲般的散文，那么轻快流畅，那么断续跳跃，完全适应心灵的抒情颤动、梦幻的起伏波动、意识的突然惊厥？”这里所谓的“意识的突然惊厥”并不是单纯的心理感受，而是知觉的改变，技术训练并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知觉和想象力，以及对时空的感受方式。波德莱尔因此发明了“通感”，在“通感”中事物处于未分裂未分化的状態，这是一种包含着宗教体验的，也是技术无法篡改的内在知觉，诗人因此可以召唤逝去的意象而进入某种共生的完整性。

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人有很大影响的批评家瑞恰茨，对诗与技术问题相对悲观，《科学与诗》一文论述了科学与诗的关系，也因此预言了诗的衰落，在他看来，科学必将驱逐“神秘”的诗歌，“像嗅到玫瑰花那样感知到思想”的诗人将不复存在，因为诗人的精密心灵受到破坏而无法真正恢复，“总而言之，因科学而引起之变迁太过于剧烈了，这样不彻底的方法是不能适合的。它触动了已往心灵底精密的组合之基本原则，在这原则仍然保存着的时候，任何信仰之变化，不管怎样巨大绝不会把平衡恢复转来。”对于瑞恰茨来说，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世界终将被彻底祛魅，诗将因失去神秘而边缘。

与瑞恰茨同一时期的瓦雷里，提出了“诗歌机器”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对马拉美“大写之书”诗学的发挥，他说：“事实上，一首诗就是用词语来制造诗的状态的一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