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井喷状态远远超出预期。作家们像是一种共同约定，助推长篇小说呈现繁盛局面。要从大量的作品里总结出值得关注的共同趋向，难度太大，不过，通过集中阅读，仍然能读出一些共同趋向和特征。

以浓烈的地方性强化作品的独特标识，

增强辨识度

小说发展到今天，从创作实践角度讲，在很多方面面临难题。艺术表达上的“高招”早已穷尽，作家很难寻找到新意和新的突破。这几年，我通过对多部长篇小说的分析发现，小说家们努力通过“融合”来寻找突破方向，即努力将传统与现代、流行小说的元素与严肃小说的主题等多重因素进行新的融合，以打通各种既定的壁垒，形成既能赢得广泛读者，又能保持纯正口味的创作局面。

集中阅读几乎“疯狂产出”的长篇小说，我又有一些新感悟，即小说家们突然集中强化地方性。这种地方性至少具有两种功能：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即所谓“地方性”，其实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故乡情结；这种地方性并不是作为现代性对立面存在的，而是努力与现代性融于一体，甚至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以地理名称作为小说名的作品集中推出。这些地理所指，有大也有小，有古也有今，有虚构也有实指。比如，《野望》《北流》《本巴》《宝水》《家山》《烟霞里》《凉州十八拍》《金墟》《苏州河》《白洋淀上》《雪山大地》《秦岭记》《铜行里》《钢的城》《望江南》《仪凤之门》《河湾》《天露湾》《乌江引》《老渤海》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說内部体现出的风格特点。乔叶的《宝水》就颇具代表性。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作品，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小说的地方性最突出表现在语言上，通过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来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特指。这种方言俚语已经延伸至市、县，甚至村镇一级，大大激活了小说的动感。

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民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成为作家不谋而合的共同选择。王跃文的《家山》把方言直接带入叙述语言中，而不只运用在人物对话里。无论读者是否直接理解语言的含义，作家都从不做任何“旁白式”的注解，而是通过反复使用让读者去领悟和感

知。这样的句式布满全篇，俯拾皆是。

必须要强调的是，人物对话甚至叙述语言上的“土得掉渣”，不仅突出民俗和地域风情，而且还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转化的艺术自觉。

葛亮的《燕食记》夹杂着不少粤语方言，阅读难度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