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来到广州，旋即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11月，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其间，筹组了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此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刚3年，周恩来由此开启的军事生涯，应该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军事工作的起步阶段。从日后的发展看，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的军事领导人。

广东时期：从这里迈出第一步

1924年11月，发生了两件中共党史上值得书写的大事：一是在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部长陈延年运作下，经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该车队不仅以共产党人为领导骨干（周、陈选调的5名骨干：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副队长周士第均系共产党员、黄埔一期生，教官赵自选、曹汝谦也系广东区委选调），还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周、陈的调遣。后经周恩来与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协商，铁甲车队扩编为团，团长为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卢德铭等许多共产党人被派到团内任职。在周和陈精心培育下，这支由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以中共党团员为骨干、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有党代表，有支部、党小组，有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在人民军队诞生前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周恩来传》说：铁甲车队与叶挺独立团成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第二件大事是，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出任能够培养本党军事人才的军校政治部领导职务。正是利用黄埔军校这个国共合作时期极其难得的军事平台，周恩来在黄埔校军内和东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又特殊的作用。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由进步青年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出版《中国军人》刊物。在政治部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明确各股工作细则与任务，创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短短一段时间内，军校相应制度建立起来，在政治教育与宣讲，组织培养与发展，思想引导与纪律约束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军校学生的影响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原本有名无实的军校政治部、军校政治工作在周恩来任期内充满活力。共产党人魯易、熊雄、高语罕、萧楚女、聂荣臻、陈赓等数十人先后从事军校政治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在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多时达到160人。

1925年，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第1军副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担任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两次东征和北伐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政治部和各级党代表身份，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使黄埔校军和北伐新军“精神面貌、战斗意志和纪律，都同以往的旧军队截然不同”。官兵士气旺盛，部队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邓演达曾说，“军行所至，人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1军政治部主任为总政治部主任”。

正是在周恩来精心布局与积极运作下，一大批有为青年坚定了志向，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也使初次接触军事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初步掌握了军事知识与军事技能。刘志丹、林彪、徐向前、黄公略、左权、周士第、陈赓、蒋先云、王尔琢、许继慎等年轻学子都是在这里得到熏陶培养与锻炼的。

《周恩来传》这样说道：军队内这样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周恩来“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做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传统，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朱德对党的早期军事工作和周恩来等人的历史贡献有过高度评价，说：“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毛泽东对此也是予以充分肯定，说：“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的。”谈到黄埔校军，毛泽东又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南昌暴动：在这里打响第一枪

1926年12月，周恩来由广州调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周恩来作为上海区委军委书记担任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并于3月21日领导组织80万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不到两天时间，工人纠察队便控制了全上海，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武装纠察队，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同国民党的合作已到尽头。5月下旬，周恩来到武汉，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旋即转任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并直接负责党中央军事部。这是周恩来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并主管全党军事工作的开始。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集团正在四处追杀共产党人，江南一带风声鹤唳、血雨腥风。周恩来再次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以前委书记身份，组织领导由中国共产党人影响与掌握的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2万余人，于8月1日凌晨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全歼城内守军，胜利占领南昌城。

南昌暴动，是惨遭屠杀、退无可退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军为基干、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向国民党血腥统治宣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杀戮政策采取以武对武、以暴制暴，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历史性开端。

南昌起义影响遍及全国，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1930年春夏，全国红军达到6万人，另有地方武装约3万人。毛泽东就此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一次是以上海工人纠察队为基干的非正规武装起义，一次是以贺龙、叶挺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正规武装起义，两次起义前后相隔4个多月。周恩来作为总指挥、前委书记，领导发动这两次武装暴动，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以开创性的“首次”而彪炳史册。

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组织领导，并由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第二，正是由于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南昌起义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颁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更确定了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