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吴玉章同为四川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们曾有过一段朝夕相处、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仍然相互支持、相互勉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吴玉章，1878年生于四川荣县。二人虽然年龄上相差14岁，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因此都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忧心如焚，急切地想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1年，吴玉章抱着“仗剑纵横摧虏骑”的决心参加了广州起义，并领导了荣县“独立”运动，建立了第一个脱离清朝统治的县级政权——荣县军政府，被世人誉为“首义实先天下”。同一时期，刘伯承抱着“仗剑拯民于水火”的决心，在国内寻求新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他们二人虽身在两地，但殊途同归，都投入到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中。

辛亥革命的胜利一度使人欢欣鼓舞。但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向国民党人大举进攻，吴玉章、刘伯承等又积极投入到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中。在上海，吴玉章建议孙中山下令粤赣皖湘四省国民党籍都督联合通电，以先发制人，后又前往南京策动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接着，他又组织力量，筹备器械，计划炸毁停泊在吴淞口的威胁革命中心上海的海军肇和舰。刘伯承则在四川参加了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的军队，参与指挥了隆昌、合川及泸州等地的反袁战斗。他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初步展现了军事才能。

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当局严令通缉策划和参加反袁斗争的爱国人士，吴玉章、刘伯承都在被通缉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章不得不于1913年底流亡法国，刘伯承则因在作战中脚部负伤，潜回开县老家，躲在山中养伤。

1914年初，吳玉章抵达巴黎，进入法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5年，他和蔡元培等创办了勤工俭学会，为革命培养人才，以待时机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16年，他与蔡元培、法国人欧乐等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以联系中西文化和对华工进行教育为己任。

1914年春，刘伯承前往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初步树立起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参加和组织了上海各界反对“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运动，继而受命回四川发动川东起义。在川东，刘伯承建立了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配合蔡锷部作战，历经多次战斗，最终打垮了四川反动军阀的疯狂进攻。可是，他因在战斗中负重伤，失掉了右眼，被迫潜赴重庆就医。在袁军疯狂反扑下，没有了“顶梁柱”的川东护国军军心涣散，最终趋于失败。

伤势痊愈后，刘伯承又在重庆组织游击活动。不久，熊克武请他担任四川靖国军5师9旅参谋长。之后，他为打击四川旧军阀立下许多战功。

袁世凯死后，1917年，吴玉章回国。他先在北京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又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并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参与广州军政府的工作。他坚决反对桂系军阀排挤和背叛孙中山，因此被撤销了代表的职务。后来，他参加和领导了四川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运动”。由于拒绝军阀刘湘和杨森的利诱，吴玉章只得离开重庆，前往成都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示下，他逐步形成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并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与杨闇公等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谋划在中国开展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1923年，刘伯承因腿部负伤到成都就医。其间，有人请他到军阀部队担任要职，并领取高薪，他都拒绝了，并转到犍为乡下闭门疗养。这时，刘伯承已经认识到，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只有新旧和大小之分，但实际并无本质的不同。刘伯承急切地想寻找到真正革命的力量。正当为此苦闷的时候，他经人介绍在成都认识了吴玉章，并通过吴结识了杨闇公。刘、吴二人相互慕名已久，此番相识后更是一见如故。从此，他们过从甚密，“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

1924年，中国青年共产党组织了一个纪念“五一”和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遭到军阀杨森的镇压。遭到通缉的吴玉章赶往犍为，同刘伯承一起，绕道贵州、湖南前往上海，再奔赴北京。抵达北京后，他们很快见到了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赵世炎曾是吴玉章的学生，师生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中，吴玉章得知中国共产党早已建立，便毅然决定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同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紧密配合，相互支持

入党后，吴玉章奉命到中共中央驻地上海接受工作任务，同行的还有刘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