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乐于书事。他爱书如命，手不释卷。在人际交往中，但凡得知有关别人图书撰写或者出版的事情，他总是非常热心，或协助审改书稿，或为其题写序言，或帮助解决困难。本文选取几则故事，以飨读者。

关心《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写作：“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

在近现代历史学家中，毛泽东和范文澜的接触是比较多的。范文澜，字仲云，1893年11月15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毕业后，他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1940年夏，范文澜到达延安，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1940年9月，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去听了两次课，并索要了范文澜的演讲提纲。第三次因病未到，毛泽东在事后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指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范文澜又将提纲整理出来，以《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为题，于1941年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二、三期上。

1941年初，毛泽东又委托范文澜等人编写一本《文化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素质之用。1942年初，这本书出版时，毛泽东题写了序言。序言说：“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观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关心《中国大辞典》编撰工作：“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一位名叫黎锦熙的老师。黎锦熙，字邵西，又名鹏飞，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早年执教于湖南长沙一些学校，后到北京任职。

黎锦熙长期从事文字研究和改革工作。1932年，他和钱玄同共任总编纂，開始编写《中国大辞典》。黎锦熙等原本设想到1948年结束全部工作，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事频繁，最终半途而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得以再续。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黎锦熙兼任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50年5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并对编纂工作存在的困难进行了客观陈述。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封信，并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合理发展的建议等重点部分做了标注。随后，他将信中所提的意见反映给胡乔木。五天后，毛泽东复信黎锦熙。信中说：

邵西先生：

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黎锦熙的来信作出回复，足见他对《中国大辞典》编写工作的重视。其实，不只是《中国大辞典》，包括对后来的《辞海》和《辞源》的编撰工作，毛泽东也是十分关心，多次作出批示。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并附信：“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

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6月就义，年仅36岁。

在瞿秋白生平思想研究领域，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虽然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瞿秋白作出了“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的评价，但很多学者还是认为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和一些旧体诗证明了他当时有叛变之嫌。自瞿秋白牺牲后，他的妻子杨之华开始陆续撰写一些纪念他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杨之华提供了大量有关瞿秋白生平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坚决捍卫瞿秋白的英名。

1950年10月，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成立，冯雪峰担任总负责。不久，杨之华通过他将上海地下党保留下来的瞿秋白手稿上交党中央。冯雪峰觉得这批手稿非常有价值，经中央同意，准备编辑一套《瞿秋白文集》。杨之华非常赞同这种做法，随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为文集写几句话。

12月31日，毛泽东为文集题了词，并给杨之华回了信。信中说：

之华同志：

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写毕，毛泽东在信封上工整地写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杨之华同志”，落款为“毛寄”。

毛泽东为文集的题词是：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虽然毛泽东在题词中对瞿秋白作出了重要评价，但中央觉得，在对瞿秋白评价争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此篇序文以暂不发表为宜。另外，在编写文集时，关于政治方面的文稿暂时不要出版。因此，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中，只收录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手稿，毛泽东的题词也没有刊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瞿秋白文集》全套的出版工作便中断了。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作出了为瞿秋白平反的决定。在1980年召开的瞿秋白就义45周年纪念会上，中央决定，由温济泽和周扬负责，继续整理和出版包括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1985年3月8日，这幅题词以《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同志遗著出版的题辞》为名首次发表在双月刊《人物》第二期上。题目下面还加写了这样一句话：“毛泽东的这个题辞，原存中央档案馆，现在已收入人民出版社正在排印的《瞿秋白选集》。”

为李达审改《〈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名叫李达的代表。李达，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是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