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一天，泉州后渚港的江口码头，马可·波罗和三名使者正护送阔阔真公主出港，前往西亚的伊尔汗国完婚。在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眼里，一艘艘尖首宽尾的福船和阿拉伯三角帆船，铺满了从晋江到泉州湾的水域，它们带来了“市井十洲人”，形成了一幅“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事实上，元代的泉州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像今天的上海或纽约。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全部到过这里。四大旅行家之一的伊本·白图泰说，刺桐城（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的统计数据，就像是这一论断的有力注脚——当时的泉州与亚洲、非洲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在今天人们早已见惯不怪的词语——“全球化”。

因地理位置的优势，早在唐代，泉州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就已经相当活跃。在那之后，北方持续的军事动荡使原本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商贸互通的重心逐渐转向海洋。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在泉州设置“泉州市舶司”，泉州港成为法定的“放洋港”，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之一。

元代的泉州港进入了极盛期。在海外贸易强烈需求的牵引下，背靠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国家，泉州的造船、冶铁、陶瓷等手工业，道路、桥梁、码头等公共设施迅速联动发展，使得泉州成为高度繁荣的东亚海洋商贸中心，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

从泉州海港经江口平原到山区腹地，分布着22处具代表性的古迹遗址，见证了东亚帝国农业文明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的交融互通，这就是2020年中国的申遗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它们包括市舶司、九日山祈风石刻等行政管理机构与设施，洛阳桥、江口码头等水陆交通网络，泉州文庙及学宫、老君岩造像、伊斯兰教圣墓等多元社群宗教建筑，以及德化窑址、安溪青洋下草埔冶铁遗址等陶瓷和冶铁基地。这些承载了宋元时期泉州核心价值的系列遗产，完整体现了当时高度整合的“产—运—销”一体化的海外贸易体系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图景，凸显出10—14世纪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成就。

风下之海

“海者，闽人之田也。”泉州先民自古以来就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在海上“耕海”劳作，驾驭海船搏击风浪，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讨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