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术道路上，进入传教士学域是颇为关键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使得我不但得以深入一个有着无尽风景和无限风光的学术空间，譬如由此勾连出的东西关系史（尤其是中西文化关系史），而且也寻到了可以继续拓展甚至赖以支撑的知识、思想与精神资源源点式的人物，譬如卫礼贤。由留学生而传教士，至于再进一步拓展到如汉学家、外交官、华工等群体，都属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涉猎都较为粗浅，但这种学域开辟在自身却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缘，因为正是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接触，使我得以打开一扇扇崭新的知识窗口，不仅进入新的学术领域，更收获无穷的“思想宝藏”。若无种种的机缘巧合与师友襄助，真是很难有所成效，至于所谓“侨易学”，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至少，无论是对《易经》，还是对侨学，都很难观其奥义，更不用说能渐窥堂奥，略有发明了。不是经由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我恐怕很难超越常人的一般认知，甚至如胡适、老舍般不过将其视为一种“旧糟粕”而已；而若非赴法做研究，我又怎会得与李石曾“亲密接触”，发现侨学蕴藏的无限生机与可能？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以下简称《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是当初进入传教士研究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著作，不仅是学术本身的受益，而且也包括从书中读出的意在言外的关怀。2020年在中山大学得识吴义雄教授，自然是暗自觉得亲切，仿佛见到学术上的“昔日纸上师”。待收到他的修订版著作，无疑是如“老友重逢”，格外兴奋，旋即披读，仿佛重回往昔，所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唐·杜甫《赠卫八处士》）。不仅人与人的关系如此，人与物之间又岂无情？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载体意义的学术典籍。

在《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一书中，我曾专门引用了此书的论断：“传教士要与中国人接触，向中国人宣教，就必须懂得中国的语言，包括传教团（站）的所在地的方言土语，因此他们首先必须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他们还需要向中国这个‘喜欢阅读’的民族提供文字上的宣教材料。这种现实的需要使几乎每一个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都成了研究中国语文的学者。”至今看来，这段话仍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把握住了传教士来华的关键所在，即他们正是通过知识途径而切入中国，从而获得了进入中国的“最佳入场券”，甚至反哺于中国学术。对这一问题，学界虽有所关注，但其所包孕的阔大空间仍是可以深入开辟的。一部专著但凡有若干这样的见地，就足以立定了。

关于“大变局”的说法有多种，近者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指人心，若用远距离眼光则不妨取来“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长时段观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更注重“世界大变局”，而后者聚焦的则是“中国大变局”，这种观察问题方式与视角的变化其实颇能反映出精英人物的见地、立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大势。其中，“变局节点”或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即在所有这些“大变局”中，有关键性的若干节点。作者选择的研究时段标明是1807—1851年，这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与传统的教科书划分不太一样，即一般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则此前大致符合中国前近代的概念。不过，在我看来，这段近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时间段，正不妨视为不仅是中国史上，也或是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变局节点”时刻，按照奥斯特哈默的说法：“在十九世纪这个通常被人们合理地称作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世纪的时代里，各种跨越边界的行为关系便已出现：跨国家，跨大陆，跨文化，等等。这一点并非当今历史学家在寻找‘全球化’早期踪迹时的新发现，许多十九世纪的同龄人，便已将思想和行为边界的扩展看作他们所处时代特有的一种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