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本土化，其影响力也在传播与变革中不断扩大。在北宋初期，宋太祖便下令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同时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而后宋太宗为教化百姓、巩固自身统治，积极推动儒、释、道三教并重，兴建了太平兴国寺。此时佛教的兴盛不仅得益于有益的政策，也有着物质条件的支持。宋仁宗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得各种佛教典籍得以广泛流传，这是佛教繁荣的物质基础。因此，佛教文化和思想在北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与中国本土儒家思想文化产生了更好的交融，出现了儒学化的特征。

苏轼的家乡眉山地处乐山大佛与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附近，其外祖父、父母等亲人都信奉佛教，他也就自幼生活在一个佛教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当中。据苏轼本人所言，“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从外祖父开始，家中每年都会设下仔细郑重的供奉。苏轼也屡屡提及母亲在怀他时曾“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自己在八九岁时也“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足见苏轼与佛教的渊源之深。

苏轼自幼喜爱佛经，对《楞严经》尤为爱不释手，在写作时更是频频援引佛经中的典故作为佐证。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佛印和尚、道潜禅师这样的友人。当他因“乌台诗案”一事被贬黄州，暂居在定惠院时，与僧人同吃同游，“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自然也与当地的僧人结为朋友。苏轼与佛门友人共游于佛教圣地，一同寻访名僧、探讨佛门义理，互相打趣的同时也常为彼此打抱不平。在苏轼的坎坷人生中，禅师们超尘脱俗的心境给他的人生观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以直接的影响，使他对佛教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因“乌台诗案”被贬一事，于苏轼而言，无疑是一个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经历，这让他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也让他在这时为寻求内心宁静而转向了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