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洛杉矶的雨季来了。

十二月的第一天，我正在居所旁边的小树林散步，针尖似的凉意开始飘洒，若有似无，像雨更像雾。

“Emma你在哪儿？公园走路，好，我去。”邻居格兰特低沉的声音隔着手机传过来。从亚美尼亚来美国三十年了，每天对着画架、帆布和电脑，家人和朋友也都是亚美尼亚人，他的英语仍差得像做着美国梦的初来乍到者。

我快步走出树林，穿过过街小桥，来到那足有十英亩大的公园草坪。远远地，看到那个熟悉的日渐矮小的身影正朝我走来。他两手揣在夹克口袋里，不急不缓地走在灰色的天空下，像个早起去地里察看秧苗的农人。那正是六十六岁的格兰特。我曾跟他开玩笑，说年长我十几岁的他是我的老兄，而他那比我小十几岁的儿子阿瑟则是我的老弟。听罢，他像个反应延时的旧电脑，愣了几秒，随即露出那经典的笑——浓眉上扬，额头和眼角现出几道木刻似的纹，黑亮的大眼睛闪着戏谑开心的光芒。

格兰特两年前被查出肠癌晚期，已转移到了肝脏。“好几个医生说不敢给我动手术，否则我的肝脏会像个瑞士奶酪，全是洞……”瘦弱如纸片的他，脸色晦暗地对我说。雪上加霜，他的老板跟他解除了合同，还拒付欠他的薪水。那段时间，他们全家个个愁眉不展，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

格兰特总让我不由自主想到我父亲。他们都为人恩厚、热爱生活，都患了肠癌。我父亲抗争了八年，希望伴着失望，在他六十六岁那年，形销骨立地走了。

正当我为格兰特捏把汗的时候，他竟奇迹般地健壮起来。“大夫说我是cancer free（无癌细胞）了，至少两三年不用去看他了。”我亲眼看到，他的精神和身体确实都比患病前还好，又开始气定神闲地照顾花草树木。为了让树型更好看，那株合欢树下还用绳子吊着几块石头。

我为他高兴之余又暗自惊奇：美国的医疗手段果然厉害！我认识好几个美国朋友，或是乳腺癌或是前列腺癌、肺癌，经过治疗或手术后被宣告cancer free，十几年了还真安然无恙。南加州常年阳光炽烈，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得了皮肤癌，也不过去个小医院切掉补上就没事了。即便没有cancer free的，也安稳度日无大碍，好像癌症只是个慢性病。

看到我的讶异，探险家老友史蒂夫很理性，“那好转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肠癌晚期都转移了，cancer free？不可能。”七十二岁的他是俄罗斯裔犹太人，笃信科学。

感恩节前我去亚利桑那州自驾一周，最后一天出了车祸。把车拖到阿瑟的修车店去大修。问及他的父亲，他皱眉说很不幸，父亲的癌症又回来了。

果然，再见到格兰特，他的脸色已经和这初冬的天空一樣灰暗，花白的络腮胡子也不刮了，像一堆霜打过的草蔓生在那儿。

见面打招呼，他毫不掩饰内心的抑郁和失望。我故作轻松安慰他说心态很重要，心情放松，健康饮食和适当锻炼，有些患者能活很多年。我甚至跟他提到我那已长眠地下的父亲，说我是亲眼见证了他当年的挣扎过程。

2

太阳露出了脸，虚弱得也像个病人。针尖细雨知趣地散了。

我们沿公园的步行小径走着，一侧是独门独院的民居，一侧是高低起伏的坡地，路两侧都是灰绿深绿的灌木。蜥蜴、松鼠、白短尾巴的野兔不时窸窣出没。偶尔走得太近，我会闻到格兰特呼吸中的浊腐气。他自己也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进了肺和胃。

“谢谢你给我的陪伴，Emma jan！”我和他都穿着运动鞋，并肩走着，我发现他居然比我还矮小了。

“我一直想问你，jan是什么意思？我平时总听你太太特蕾莎叫我Emma jan。”我故作轻松地问。

“哈，这是亚美尼亚语，原意是身体。如果我叫你的名字，后面跟着个jan，意思有点像亲爱的，但比那个还要亲得多。只有最在乎的亲人间、互相视为彼此身体的一部分才这么称呼。”他一下来了兴致，竭力用他有限的英语解释给我听。

忽然，他收住脚步，低头望向路侧灌木丛下，枯叶上有一堆鲜绿的果实，猛一看，像带着绿皮的小核桃。他弯腰捡起一个，好奇地挤开了，露出淡黄色果肉。我也从那灌木上揪下一个，掰开，故作认真地望着他说，“格兰特，听好了，要是我有个好歹，你立即打911。”说罢把那果子送到嘴边。

“哎可别吃！万一中了毒……”格兰特话没说完，自己先乐了。我只是放到鼻子下闻了闻。

他知道我在逗他开心，抬手轻轻在我肩上拍了一下。

“除了亲友的关心，我还庆幸自己有医疗保险，不用有太多经济压力。虽然以前挣得也不多，五千块一个月，现在没工作了，每月只从社保得到七百块。”我知道美国人几乎从不在外人面前谈自己的经济状况，很欣慰他拿我当亲近的人。“我去年和前年都去了欧洲，看那些百年教堂、建筑、油画，你会觉得生而为人很幸福。如果上天让我再活几年，这疫情过去了，咱们结伴，先去中国，从那儿到亚美尼亚。我们都来自有着灿烂文明的国家……”

当年在亚美尼亚他曾是大学教授，来美国后迫不得已，靠给珠宝店做设计谋生。那车库改装的画室靠墙摞着五六百张油画，全是他这些年的积累。他家、两个儿子家，甚至亲戚家都成了他的画廊，墙上挂满他的画。除了有几幅曾租给电影公司当道具，没有一幅找到过买主。他不只一次把那些画抽出来，靠桌子椅子摆好让我看。与那些糖果色的装饰性很强的新画比，我更喜欢他来美国前的作品，中性的暗哑色块，抽象浑厚的线条，粗犷浓重的笔触，很有点凡·高、高更的影子。

客居在美国三十年，他深以他的祖国为豪，总爱把手机里他回乡时拍的照片一一滑给我看：老教堂、十字架刻石、诺亚方舟停泊的山头、圣湖……

他爱自己的家人和狗们，把他们用电脑合成进他的画里，把全家的老照片扫描进电脑，还用photoshop处理得帧帧完美。

如果，某天，他死了……一想到那一刻，我难过得像再次面临父亲的离世。隔着这小马路，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就像他前院的树木，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父亲走时我在美国，遗憾没在现场，也庆幸没目睹那生离死别的悲恸。我是个太脆弱太自私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特蕾莎电话，问我在干吗。我说要做早饭。“Emma jan，你过来，我们一起。”她的英语比丈夫还差十倍。等我做了个蔬菜沙拉，炒了盘鸡蛋，用纸巾卷了三张薄饼带过去，特蕾莎已煮好了咖啡，摆出好几碟不同的奶酪、刚烤好的面包片。

他们都像猫，吃得很少。我知道与其说是吃早点，他们更喜欢有人陪伴。

饭后他让我跟他进车库，给我看他头天逛二手店买回来的画框和油画。“三五块钱一幅。你看这画框多结实，我自己做也得七八十块。这油画不入眼，都很俗，我可以毁了当画布，比买新画布也便宜得多，还不用自己绷。”

我问他是否去过本城的旧货市场，周二周日都有，很容易找到这类画框画布，远比他开车往返两小时去北好莱坞方便。

他说周日不行。周二早晨可以同行。

3

我希望把格兰特介绍给史蒂夫，除了他们两个都是好人，我还暗自打着小主意：史蒂夫住在富裕的Pasadena，万一有熟人刚好想买画呢。史蒂夫很爽快，答应同行。

早晨八点钟，史蒂夫开着那辆油电混动的雷克萨斯到了。那鲸灰色的车像个UFO，嗡嗡地响着，只一刻钟，就把我们运到了山脚下的露天市场。

“我从不认为我能从这里买到什么东西，除非必要，我已不往家里添东西了。”史蒂夫跛着一条腿，那是他当年丛林探险的代价。他很注意健身，肩胸肌肉发达，结实得如运动员，两条小腿却细瘦如麻杆，他自嘲说他那是鸡脚杆。他晃悠地走着说，“人到这个年纪就不该收东西，而是要往外送了。”他家里除了一些来自非洲的夸张木雕、几尊中国佛像，还真没过多的陈设。

“是啊。我也一样。就算看到好的艺术品，买不买回家对我也真没什么意义。你看我那些画，摆在那儿没人分享。所以我好久不画了，没有动力。”格兰特语气沉重，脚步却轻盈，镜片后大眼睛黑亮干净，像一直在思考哲学问题。

那天的摊贩并不多，东西鲜有入眼的。最后我买了三本一九六〇年代的杂志，其中一本的书脊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