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的西南部有一座面积不大的县城，名曰青神。城区西北车水马龙的公路旁，如今是一片开阔的广场，白天时闹中取静，等到华灯初上，广场舞的人群列阵蹁跹，又成了一方乐舞的海洋。

就在六十几年前，这里还只是城外的一处郊野。最醒目的建筑是一座土主祠，“青邑桑柘茂于他处”，初建于五代后蜀时期，里面供奉着一尊神像，每年正月二十一，人们会身着青衣前来敬香祭祀。这是传袭了千年的风俗，光绪三年重修的《青神县志》第十八卷便记有：“二十一日，青衣土主会。老幼妇女，以帚拂神尘，以为饲蚕之兆。”

在另一卷中，祠庙的来由也有着明确的记载：“蚕丛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常服青衣，教民蚕事。民感德，立祠祀之，俗呼青衣神，敕封土主。饲蚕之家，无不敬之。”而据北宋《舆地广记》“昔蚕丛氏衣青衣，以劝农桑，县盖取此为名”之说，青神之前更早的县名同样缘自这段久远的传说。

其实这是历史的一次误读。事实上在蚕丛的时代，兴起于岷山的蜀人尚未将脚步拓展至这片疆土。但由此确实可窥一斑的是，对于之后世世代代的蜀人而言，这位伟大的先祖始终如同基因和信仰一般。最为知名的吟咏来自盛唐时代的蜀人李白，在那首放肆崛奇的《蜀道难》中，他曾挥毫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然而在留存至今的文献中，关于这位古蜀先祖的描述并不算丰实，只有寥寥数言且颇具神话色彩。西汉侍郎扬雄所撰《蜀王本纪》是可考的最早记载，其中有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此后历代杂史、方志、类书，文字略有差异，但大旨皆从此之说。晋人常璩虽质疑扬著鄙俗，另作《华阳国志》，却仍有“蚕丛纵目”这样的传奇之处。

不过1986年的广汉三星堆，两个填满珍奇异物的器物坑重见天日，似乎为这个飘渺的久远传说提供了一份可堪考据的佐证。因为在那些上古遗物里，有许多怪巧狞厉的青铜人像，不仅尖耳高鼻、扁嘴大口，更有着一双瞳孔凸出的大眼，尤其是二号坑里的一副青铜面具，眼球呈柱状凸出眼眶16.5厘米，极尽夸张。一切仿佛都在影影绰绰地提示着，那个长着一双纵目的青衣蚕丛，也许并非完全虚妄的想象。

月亮湾有宝玉

器物坑所在的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当地人视为风水宝地。那是一片广袤的田野，势平土沃，利于耕耘，每每庄稼长成时都绿意荡漾。两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穿行而过，靠北的名为鸭子，靠南的唤作马牧。在马牧河的南北两岸，各有一处突兀而起的土堆，北岸的形似一弯半圆的月亮，因此被称为月亮湾，南岸的则是三个小圆丘，仿佛三颗辰星傍依，故得名三星堆。清嘉庆年间编修的《汉州志·山川志》中，将这里的景致浪漫地描述为“三星伴月”。

如今在月亮湾畔的一条水渠旁，依然有一座农家院落，住着一户姓燕的人家。燕家祖上在光绪年间出过一位秀才，被乡邻称为燕师爷，靠着在县衙做事的俸禄在这处风水宝地置下了这份家业。

燕师爷生活的年代，附近的田里总能见到许多瓦砾陶片。1929年春的一天，他和儿子在挖蓄水塘时偶然从沟底刨到了一块长约五尺宽约三尺的石板，掀起一看下面满是大小不一、形色斑斓的玉器。后来全家连夜掏挖，得到了圭、璋、璧、琮等四百余件。

按照村里老人的说法，这里从前是蜀王的都城，于是推想，这些珍宝必定是价值连城。孰料燕家父子非但没能借此大发横财，反而连遭厄运相继染病。为了破财免灾，燕师爷只好将玉器脱手，“广汉燕家有宝玉” 的传言也就随之盛行坊间。消息也传到了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的耳中，他想法设法从燕家要走了五件玉器，存放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博物馆里。正是在那里，美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葛维汉看到了它们，随即于1934年带领着一支考古队到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

这是古老的西南大地第一次经历现代考古学的探索。尽管由于匪患猖獗、乡人排外，整个发掘只持续了十天，但仍然采集到了六百多件玉、石、陶质器物。通过对这些器物及其纹饰的研究，并与殷墟、仰韶、沙窝屯出土文物的比对，葛维汉认为此地存在着一个与中原保持联系的当地文化形态，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公元前1100年——即黄河流域的西周初期。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李太白的诗笔向来狂放，不过当他在《蜀道难》中写下这一笔时却并非全然夸张。过往的历史记录中，古蜀与中原的確鲜有联系，比如依据《蜀王本纪》来看，双方最早的接触要到东周战国的秦惠王时期才发生。《尚书·牧誓》中倒是记载了周武王灭商时，蜀与庸、羌、髳、微、纑、彭、濮八个盟国有所参与；而《华阳国志》更是将古蜀的创立纳入中原神话：“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但如民国学者顾颉刚论证指出，《牧誓》之蜀仍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流域的蜀人，《华阳国志》则是在“民无二王”的意识下有意将蜀之称帝称王者归于周的世系而已。

故而，葛维汉的发现虽浅尝即止，却如开山辟路般打开了通往西南故邦的一条隧道，初步证实了古蜀王国不但真实存在于九州大地，还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文明程度，更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若干相似相同相通的联系。在此之后，郭沫若、徐中舒、卫聚贤、郑德坤等一批中国学者也纷纷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川西坝子上这片埋藏着无限可能的神秘腹地，顾颉刚更是前瞻性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不仅彻底否定了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也事实性地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思路。

这份对于古蜀文明的探寻热情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代。曾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而与葛维汉有过密切交往的冯汉骥，就在1953年又到月亮湾做了一次调查。而冯的学生、时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的王家祐更是四赴广汉，就在1958年的一次踏勘中，他发现月亮湾文化层的内涵与隔河相望的三星堆是相一致的，从而将对这片古蜀遗址的观察与认识再向前推了一步。

1962年，冯汉骥再次来到了月亮湾，站在高高的台地上望着远处的三星堆，他信心十足地说：“这一带遗迹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为了推进这一判断，次年他便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四川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了一次发掘，对地层、玉石器、遗址性质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和推测。

而与此同时，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都在共同指向一个愈发明晰的答案，那就是西南一带传说千年的古蜀王国可以确切地追溯到殷商时期。只是关于它的政体、性质、王权结构、统治范围等，还需等待前世留存的更多线索浮出地表，然后逐一揭秘。

文明的浮出

“三星伴月”的景致，如今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三颗像是辰星般的土丘只剩下了半个，高度也比从前矮了许多。1970年代后期，这里的公社大办砖瓦厂，三星堆的土被一方一方地送进窑炉，然后变成了一块一块的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