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的出海并购活动，在去年降至了冰点。

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2022年中国并购交易总额跌至4858亿美元，为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16年峰值相比预计减少80%以上，仅略高于金融危机过后交易活动锐减的2009年。

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环境下，资金的出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使许多企业的海外并购步伐放缓。

但随着疫情的结束，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在多重积极因素影响下，并购市场看到了稳步复苏的曙光。行业人士预计，2023年中国并购交易短期内将以国内交易为主导，海外并购交易在下半年或出现触底反弹，亚太地区、中东地区将成为首选目的地。

中国企业“出海”的历史不长，仅有不到30年的时间。其间有苦有甜，有成果，有教训，而在“后疫情时代”充分把握下一轮海外投资浪潮，需要投资者们在前人的肩膀上厘清方向、有的放矢。

贸易博弈的背景

毕德投资咨询公司（BDA Partners，以下简称“BDA”）的合伙人兼中国区投行业务联席主管萧寅康，是活跃在中国跨境交易领域的“老兵”。

他所在的公司以跨境并购卖方顾问业务为主，2016年以来，稳居亚洲跨境并购交易数（企业价值10亿美元以下）的榜首。

萧寅康自2008年从香港来到上海，他接触跨境交易项目的时间已超过15年。萧寅康目睹过外资在中国投资的狂热时期，也经历过中国资本在全球并购的出海年代，如今又身处跨境交易的“相对冷冬”，他的感触很深。

“对于我们从业者，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境外并购的数量有很大的缩减。叠加疫情的影响，受制于地理上的限制，项目难以促成，也直接影响了并购的交易量。”他说。

地缘政治的变化，给跨境交易带来了一个直接障碍：监管审批。

在贸易保护主义言论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监管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跨境并购的关键因素之一。

美国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地区。2020年1月，美国财政部基于《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公布了新法规，显著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管辖范围。

“非美企业想要收购一家美国企业，就需要CFIUS的审查。如果这个行业比较敏感，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话，这个审查时间就会很长。”萧寅康说，“即便有很多交易最终没有否决，但也未能给予承认，所以就无法交割。”

除此之外，以前一些传统上被视为对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的国家，也走向了更严格的公共利益和外国直接投资交易审查。

比如德国，这个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里投资最多的国家，也在疫情期间，提前出台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法》，对非欧盟国家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核的措施，将强制备案义务的投资范围从“關键基础设施”扩大到“关键技术”。

虽然确切数字难以统计，但从业者们表示，每年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交易，因为某方感受到通过外资审查或反垄断的希望渺茫而泡汤，甚至很多交易考虑到这点后未经讨论便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