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还是不干预，至少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关于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核心争论。在过去40年里，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限制政府作用。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拜登通过的两项标志性产业政策—《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干预主义作为主导范式的重新出现。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政府并不局限于自由放任和自上而下的计划之间的选择。长期被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忽视的第三种选择是，政府引导自下而上的即兴创作和创造过程，类似于管弦乐队指挥的角色。人们可以在中国和美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新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成为西方主导的政策制定范式。在罗纳德·里根领导下，美国放松管制、减税和削减福利项目。这种想法认为，政府干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政策扭曲、对国家救济的依赖和腐败，正如里根说的“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所在”。

不久之后，新自由主义走向全球。根据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创造的“华盛顿共识”，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它们接受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