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演讲，其在讲话伊始即连续发出了七个引人深思的“现代化之问”，并在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基础上，代表中国向世界公开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思想前提，以“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引领，以“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前进动力，以“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实践路径，其宏旨即在于同国际社会并肩而行、携手共进，“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这四个“共同倡导”的核心理念，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回答了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需求，高屋建瓴地帮我们廓清了“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为什么能够交流互鉴”“交流互鉴些什么内容”以及“如何进行交流互鉴”这四个面向的重要命题，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最终水到渠成地奏响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兼具深度建设性与高度可操作性的时代宏音。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跨入新时代的中国，连续三年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个诚意十足、力重千钧的公共产品。不单如此，振聋发聩的全球文明倡议之理念主张，还与曲径通幽的公共外交之精神底蕴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微妙的同频共振，既立体折射出身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之胸怀、使命与担当，更全景呈现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之信心、恒心与初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凝练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藉此从公共外交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在联动视域，来考察前三句“美”字，恰如其分地可被视作是上述二者在核心理念融通上的关键链接与着力支点。而最后一句“同”字，则几乎不言自明地揭示出二者在终极愿景践行中的殊途同归与大美无疆。

各美其美，尊重文明多样性

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形态进化的理论观点来看，当人类彻底摆脱了原始社会的蒙昧状态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即开始步入文明时代，并大体呈现出逐步递进的不同文明形态。客观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一度是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和全球化的引领者，既推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也推动过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及某些国际关系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与延伸。

自近代以来，凭借几次摧枯拉朽的科技革命的有力加持，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占据了相对于非西方国家的领先身位，由此催生出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比如，从“民主和平论”到“历史终结论”、从“文明冲突论”到“大国政治悲剧论”、从“霸权稳定论”到“失败国家论”等等，不一而足。

其中由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可谓是影响最大、流毒最广的理论视角之一。它以“文明”为分析单元，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进而断言，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根源所在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并将伊斯兰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跨入新时代的中国，连续三年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个诚意十足、力重千钧的公共产品。

“9·11”恐怖主义事件的血腥一幕，似乎刚好“证实”了“文明冲突论”的先验式论断，使得其声名大噪而广为流传，俨然成为衡量全球文明优劣的一把“量天尺”。然而事实上，亨氏“文明冲突论”其骨子里所铭刻着的天然优越感，以及将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简单极化造成二元对立所裹挟而来的人为焦虑感，始终脱不掉“西方中心论”那种“唯我独尊”的虚骄与偏执。

而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公共外交，主张的是一种力求平等的交流过程，即在公共外交实践运作中極为重视的一个环节，是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努力寻求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权利的平等”。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所言，“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摈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