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张国荣与梅艳芳逝世20周年。他们在世的时候，无论是表演技巧、舞台风格，还是银幕上的经典形象，都极富个人特色的魅力和韵味，而离世20年后，他们的地位以及对于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依然無人可替代。

如今，在更为广阔的神州大地，随着相关音乐节目的热播，一股复古怀旧港风正扫过大江南北，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讨论热潮。回顾往昔，以香港电影、电视与音乐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香港流行文化，曾经在亚洲范围乃至西方，有过相当辉煌的传播历史，无数明星和经典，成就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是什么成就了香港流行文化风潮的兴起？今日它又有复兴的可能吗？南风窗就此专访了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李展鹏。李展鹏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港澳流行文化和香港电影，主要关注方向涵盖城市文化与传媒现象等多个领域。

产业环境造就百花齐放

南风窗：张国荣与梅艳芳离世20年后，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下一个如张、梅般的天王巨星再登场。你认为，对于香港流行文化而言，是什么造就了过往不可多得的辉煌？

李展鹏：对于当年的受众来说，香港流行文化之所以有趣，具有吸引力，都是具体反映在一首歌好听、一部影视剧好看上面的。而这些呈现的作品，与香港流行工业的产业结构相关联，从业人员在创作的时候，必须考虑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观众。因此，今天我们在讨论张国荣、梅艳芳对香港流行文化的贡献有多么重要、影响力有多大，要还原到当时香港流行工业所面临的产业环境去看待。

我们都知道，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号，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花几百块钱去听演唱会、购买唱片。在经济繁荣的同时，香港社会文化有着相对开放的风气，有这样一个说法，称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具有“半唐番”的混合文化特质，而到了80年代，随着市民的消费力逐渐提高，相对比较夸张的流行服饰、妆容开始出现，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稔的港风美学风格，并与过往男、女艺人更为传统、性别界限分明的舞台形象有了明显区分。

可以说，在“亚洲四小龙”时期，和其他三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相比，香港的流行文化产业实力是最强的，东、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最充分的，对外的文化输出也是最旺盛的。因此，香港让自身成功辐射到了全世界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造就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当时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作品《春光乍泄》，在亚洲是无法进入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但他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的禁令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都有观众爱看—这也是为什么创作者可以更加大胆和具备创新性的缘故，没有特别多的顾忌。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国荣、梅艳芳的演艺事业有一个非常显眼的相似之处，就是在性别角色上有所突破。比如在1984年，张国荣就曾在舞台上表演过舞蹈《鸳鸯舞王》，一人分饰两角，左边穿西装，右边穿裙装，体现了极高的创意，极具风情；而在梅艳芳之前，银幕上的女主角基本都以端庄、贤淑和高贵的形象出镜，梅艳芳却以穿着中性西装的“坏女孩”形象让人耳目一新。他们在银幕和舞台上的性别形象突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他们是从同时代的麦当娜、大卫·鲍伊等欧美地区艺人身上汲取了灵感，借鉴了后者的艺术形象，而这正反映出当时香港的开放，中西融合的特点明显。

现在许多“后荣迷”“后梅迷”可能不知道，当时对于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演艺形象在这方面的突破，创作者没有一味地迎合观众，反而对于后者的挑战更上了一层楼。其实，也有许多相对更保守的观众是不喜欢的，反对、叫骂的声音音量并不小。但当时的社会有人不喜欢，同时的的确确有很多观众是喜欢的，如果大部分观众不买账，艺人背后的公司是不会支持和鼓励创作者有这样的创新的。在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强劲的经济背景下，和梅、张同时代与后一辈的优秀艺人、作品得以涌现。

适逢其时的相遇

南风窗：新世纪之初至今，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式微。回到1980年代的社会环境，在你看来，香港流行文化圈得以培育出张国荣与梅艳芳这样的娱乐巨星，背后离不开香港流行文化工业生产所提供的什么样的助力？

他们在银幕和舞台上的性别形象突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他们是从同时代的麦当娜、大卫·鲍伊等欧美地区艺人身上汲取了灵感，借鉴了后者的艺术形象，而这正反映出当时香港的开放。

李展鹏：整个香港流行文化产业在真切地盈利，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会从艺术的角度去看待张国荣留下来的文化作品遗产，去分析他在音乐和电影中取得的艺术突破是多么难能可贵，但在当时，他的作品有观众愿意买单，能够赚钱，这事关整个流行文化产业能否运作下去。

张国荣、梅艳芳的作品既有本土市场，也有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