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产业发展，一直被很多城市视为标杆。

19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勃兴，深圳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家电之都。1990年代，通信设备制造业迎来黄金期，深圳的华为、中兴等巨头开始爆发，改变了这个行业；在本世纪之初，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开始在深圳崛起；现在，全球新能源产业爆发，深圳的新能源汽车生产总量和相关产业产值，同样位居全球城市前列。

可以说，除了光伏等少数产业之外，深圳几乎踩对了中国每一轮产业大潮的节点，并在每一轮产业大潮之中，都培育了强大的企业巨头，形成了辐射能量巨大的产业集群。

深圳为什么总是能“踩对”节拍？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也有必然的原因。为此，南风窗日前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唐杰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参与过深圳经济发展改革政策的制定。在进入政府工作前，他是一位知名的产业经济专家，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从事管理和研究工作。

三来一补是一种宝贵训练

南风窗：现在，很多城市都想发展支柱产业，这方面，深圳经验非常宝贵。过去，无论产业如何更迭，深圳总能在新一波产业变革时，抢占潮头，培育强大的产业集群。从电子到互聯网，再到现在最火爆的新能源产业，都是如此。为什么深圳总是能赢，有什么“深圳经验”吗？

唐杰：一座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主导产业的更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每一座城市的禀赋不同，发展什么产业必然要根据城市的具体条件去培育。但是，也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是每一座有产业雄心的城市都需要具备的。

以深圳来说，如果要谈深圳之所以在长期总能抓住产业变革的机会，那么，我认为和这座城市的工业崛起历史有着内在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回溯到深圳“三来一补”的历史，从深圳的“工业记忆”中找答案。在今天的眼光看来，“三来一补”比较低端，但它却奠定了深圳产业发展的初始环境，一直影响着深圳今天的产业发展。

归纳来说，三来一补，让深圳得到了三种训练。

首先，是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训练，也包括了基建这一类发展经济的基础性条件的供给问题。举例来说，富士康是深圳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它是苹果等科技巨头最大的制造商，它可以三班倒，乔布斯都惊叹于它的制造效率。但我们不要忽略，这样高效的世界级工厂背后，也必然有一座城市极其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高峰的时候，富士康在深圳有50万工人，光是估算这些工人吃多少猪肉，杀多少头猪，就是一个城市保障供应的大课题。

不要小瞧这样的“小事”，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就体现在这些“小事”也不能出错上。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中，最早得到这样训练的就是深圳等少数几座城市。从那时起，深圳不断提升着自己为大工业生产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能力，对欧美制造业、日韩制造业，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制造业资本迁移，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和集聚效应。

第二个训练是分工的训练，在区域内形成了有深度和广度的产业集群。在所有的制造业中，分工都很重要，而且，产业链条越深、越广的制造业，分工就越是重要。拿IT硬件制造业来说，它对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要求远比家电产业要高。深圳为什么能崛起华为？很大程度就在于，深圳有全国的IT制造业最具深度、也最具广度的制造业集群。

华为一直都在变，它最初靠着做交换机起步，现在已经横跨硬件和软件，成为了通信设备的巨头，也是云服务的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