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袭老羊皮。”在一首赠诗里，语言学家刘半农如此勾勒好友黄文弼在沙漠戈壁中的寒酸模样。
在另一首照片题诗里，刘半农又调侃道：此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公来，我当敬汝一杯酒。
俏皮的言语之下，隐约透露着四伏的危机。
1930年，37岁的考古学家黄文弼终于结束3年多的西北科考，从新疆平安回到北平——他启程的时候还叫北京。他启程的时候，满口牙齿也还健全，如今已经掉了几颗。
“黄先生此行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在北大为他举办的报告会上，代理校长陈大齐激赞道，“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从此，黄文弼被认作“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
此后30年，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黄文弼辗转于北平、南京、西安、城固、成都、峨眉等地，在颠沛流离中，完成新疆考古成果“三记两集”的撰写，为新疆考古揭开序幕。
然而，这几本考古报告，始终是竖排繁体的初版模样，再也没有重版过，后人只能阅读电子版和影印版。正如黄文弼的命运，这位成就斐然而经历奇特的学者，他的故事却少为人知。
时隔75年，黄文弼扛鼎之作《罗布淖尔考古记》近期再版，罗布淖尔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布泊。而另外两本《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也将再版发行。七八十年前，便用洋洋百万字书写了新疆考古全貌的黄文弼是谁？
丈量八万里山河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正雄心勃勃地准备着他的第四次中国西北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准备开辟一条从柏林到北京和上海的新航线，委托熟悉中国西北地理的斯文·赫定做一次勘探，同时借此机会对中国西北再做一次科学考察。
自从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扩张，激发起西方人对于世界未知领域的科学探险兴趣。中亚和中国新疆这一世界文明交汇的中心地带，成为探险热中最迷人的地区之一。在中国晚清内忧外患和军阀混战自顾不暇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西北文物的大量流失，包括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以及西域楼兰等古国的文书、简牍、佛像等，被西方和日本探险者一箱箱、一车车运到海外。
当斯文·赫定带领着欧洲人组成远征队重返中国，虽然拿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证，却遭遇了北京学术界的群起抵制。斯文·赫定审时度势，与中国学界坐下来谈判。由北大国学研究所等十余家学术单位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其达成19条协议，约定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外团长共同负责，中方派出6名学者和4名学生，全部经费由斯文·赫定筹集。
西北科考团中方团长为北大教务长徐旭生，外方团长为斯文·赫定。中方团员中，专事考古的学者是黄文弼。
在后来学生的回忆中，黄文弼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望着他的衣服，不免会联想到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与不修边幅的衣着相映衬的，是刚正耿直的性格，这将在他与欧洲人同行的科考之旅中显露无余。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考团从北京出发，前往内蒙古。
科考团到达居延海附近时，为了鼓励团员的积极性，中方团长徐旭生建议设立奖励机制。斯文·赫定说，倘若能再发现一座楼兰城那样的古城，赏洋5000元。楼兰城的发现是斯文·赫定平生得意之事。徐旭生笑道：“此话若黄先生知之，定觅二古城，得一万元。”斯文·赫定赶忙说：此话万不可让黄先生知道。但徐旭生转身就告诉了黄文弼，黄文弼一笑：“发现一城不计甚事，余到新疆希冀发现一国耳。”他雄心壮志，希望寻找到西域古国。
黄文弼对斯文·赫定的学识与成就不乏钦佩，但作为经历了五四思潮的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文物保护问题，他对瑞典人是铁面无私的。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黄文弼中心副主任吴华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科考团出发之际，黄文弼就将“监督外人”作为重要目的之一，所以处处阻挠外方团员想要开辟航线、私自进行野外考古等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行动。斯文·赫定随手在帐篷外插上瑞典国旗，黄文弼马上拔掉，换上中国国旗；考察团行至某地，当地艺人的表演“下流特甚”，外国团员拍了照，黄文弼上前阻栏，认为“有辱国格”。
1928年年初，黄文弼率领一个小分队，独立前往新疆开展工作，队伍里只有他一位学者。在外国探险队肆意发掘、盗扰的遗址之上，黄文弼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掘，是吐鲁番交河城雅尔崖古墓葬区。他按照墓葬区的分布，分区域顺序发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 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
1930年4月，黄文弼抵达罗布泊北岸。4月23日上午，他派出两支猎户组成的小队往附近探寻古迹，自己留在驻地工作。当天下午狂风骤起，尘沙弥漫，如同黑夜，本地人称这种天气为“黑风”。晚間，大风未息，驻地棚帐几乎被摧毁。黄文弼听着狂风呼号，担心没带皮衣的猎户们，一夜惴惴不安。
次日上午，大风停了下来，但尘沙未减，寒冷异常。一队猎户终于安全回归，带着拾到的铜矢镞等古物。而另一队的猎户拉亦木却始终没有回来。傍晚，黄文弼远远瞥见一人骑着马，身披大裘，戴着皮帽，猎枪横陈在马背上，手执缰绳，从棚帐前徐徐经过。掀开帐幕一看，正是拉亦木。他在考古报告中罕见地喜形于色：“余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
黄文弼整个罗布泊考古中最著名的发现，随着拉亦木到来。
那是一处汉代烽燧亭遗址，只剩西墙的墙基和三根直立的木柱，黄文弼在芦苇草中捡到了数十枚木简，根据木简残文，此地名为土垠。土垠遗址一共發掘出70余枚汉简，比国外探险者在新疆发现的汉简年代都早很多，是新疆发现的最早一批汉文简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