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2019年9月30日，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在那一天，我的人生被劈成两段。前半段的41年，我一直以为人生本该如此：上学，立业，成家，奋斗……直到坐在我面前的樊东升医生说：“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他说的是排除了其他疾病后的可能，但同时也将我未来的可能性抹杀殆尽。他虽然没有说出那几个字，但我们心照不宣。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而他是全国最权威的渐冻症专家之一。他用双手在桌上比画出一段大约20厘米的线段，然后说：“你的生存期有这么长。”随即他的左手迅速向右手靠近，两只手掌几乎合拢，中间的距离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还有这么长。”

母亲站在我侧后方，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在桌子上投下一小截晃眼的光影，正如刚才樊医生比画的长度。几秒钟前，那条光影还闪着金边，饱满热烈，现在却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了无生气。

这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我要死掉了。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站起来走出那个诊室的，母亲一直跟在我身后，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必她也一样。这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40多岁就失去丈夫，辛苦抚养两个孩子长大，一辈子就是为孩子而活。现在，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刚刚成家，刚刚有了自己的儿子，却被宣判只剩两三年的光景，她还能说什么呢？

“家”这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爱、归属、责任和担当，而今天命运竟然要一手毁了它。夫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走进小区的楼门，看着电梯上的箭头闪动着向上走，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夫人作为家中的独生女，从小生活优渥，十指不沾阳春水，没吃过什么苦。如今我们才结婚一年多，我就得了不治之症，她要怎么办？

回到家，我直接说：“我快死了。”我永远学不会委婉和铺垫。“说什么气话！洗手吃饭。”夫人没搭理我——这半年来我隔三岔五去医院，她也没少查资料，她已经猜到结果了。

那天晚上家里安静至极，没有人说话，只有儿子的咿咿呀呀声。那时他刚能冒出一些简单的音节，也正尝试扶着床栏站起来，跃跃欲试地要迈出他探索世界的第一步。这个世界正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我想我该给他写一本家书，把自己短短40多年有限的人生经验留给他，他长大后哪怕不记得爸爸的模样，我们也能有这份联结。2021年下半年，我同意开始接受视频记录采访，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儿子记得我。如果我没有办法陪他长大，当他有一天看到这些记录，也能知道，他的爸爸是个认真努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