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蹲点调研 “群众体感” 经验性认知规律性认知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蹲点调研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不仅是我们党一百多年来行之有效且符合中国国情的调查方法，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简而言之，蹲点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在对调查对象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借以认识同类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调查方法。
与抽样调查、全面调查等不同的是，蹲点调研不靠量取胜，而是依靠对“点”的挖掘体现其价值，用相对集中的“蹲”来获得事物的状态和特征。蹲点调研注重整体与情境，以时间和精力的相对集中投入取代样本数量，以访谈的深入度取代访谈人数，以观察的全面细致取代观察的次数，以真切的现场感取代枯燥繁琐的数字统计。
回望百年党史，蹲点调研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开辟“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明证，是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简便易行而又效果上佳的调查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调查方法上的创新，蹲点调研成为了我们党在调查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和务实作风，并进一步促进了调查研究历史的发展。蹲点调研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一个有着完备理论体系的“方法群”，这一体系在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方面有着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特点。蹲点调研注重整体思维，适宜中国土壤，它不是直接套用理论，而是从经验中生发出具有解释力的观点，它不是低水平的经验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体现之一。
蹲点调研的基本特征
集中力量，省时省力。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蹲点调研非全面调查，不如普查和抽样调查准确性高。但是，普查工作量大，所需经费、时间和人力较多，除统计部门外，一般的调查中很少采用。而抽样调查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抽样理论、统计分析方法、问卷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完善和普及而发展起来的，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公认的三大抽样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和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三大抽样调查用数据方式记录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为分析和理解转型时期国家变化提供了丰富资料。但这些大型的抽样调查也存在一些短板：数据向社会公开的时间较为滞后，问卷发放面向全口径（成年）人口（如若对某一群体展开研究则数据量较小），问题设计针对性不强等。相对于抽样调查，蹲点调研的优点十分明显：调查对象集中，调查时间相对较短，调查内容系统周密，了解问题深，反映情况快，节省人力物力等。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蹲点调研确实是一种省时少力、简便易行、成本收益比合适的调查方法。
以点带类，以类带面。全息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全息关联的统一整体，它具有部分是整体的缩影规律。蹲点调研将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间紧密关联的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反映着整体的信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要了解世界无需阅遍万物，只需选取其中一“点”便可窥见一斑，关键在于要把这一“点”选取好。个性中有共性的规律，甚至含有更深层次的规律。蹲点调研的“点”若能恰当反映“类”的情况，呈现“面”的微缩，调查者就可以此从局部推断整体，从“窗口”测度全局。虽然蹲点调研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客观条件受限的情况下产生的调查方法，但在今天大数据和统计技术非常发达的背景下，依然有其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深度入场，获得真知。“点”是特定时间和空间构筑的场域，蹲点调研要求调查者必须“在场”，需要亲身体验现场活动，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掌握现场诸多明面的或暗面的现象和信息；“点”是经验和事实的场域，承载着那些正在发生的、有待调查者去关注观察的经验和事实，而真正体现在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上的就是那些扎根于“点”的发现，更具画面感和鲜活感；“点”是复杂关系的场域，在生动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政治过程背后，“点”蕴含着个体、家庭、社区与国家等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待调查者去分析和揭示；“点”是发现问题的场域，调查者只有进入到“点”中去，开展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真问题、好问题；“点”也是校验理论的场域，“现场出真知”，但凡源自现场的概念、知识和理论，无一不是经过了反复调查、反复校验、再构建和再理论化的过程。
蹲点调研如何选“点”
蹲点调研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点”。“点”的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所要调查的社会现象的初步认识。这种初步认识与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直接影响着“点”的代表性，初步认识的偏差往往会导致选“点”的偏差，从而降低“点”的代表性。可以通过找典型来选“点”。194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谈及“怎样找调查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可见，在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已经意识到应当通过分类调查来进一步完善蹲点调研。
此后，毛泽東同志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中再次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