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和故乡的关系

其实淡得很快，如一瓶墨汁倒进急湍河流。多年前那个冬日早晨，坐着一辆破旧吉普车转过一道山岭，把阳光稀薄的冬日故乡丢在原地的时候，我出生并长大的那座村庄似乎瞬间就被记忆删除了。

几天后，辗转到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安顿下来，我居然有些想不起家乡的具体模样，这种感觉很是恍惚。看到其他战友趴在床铺上写家书，一个个神情凝重，煞有介事，我才拿出新买的一沓稿纸，坐在崭新的小马扎上酝酿情绪。但除了“平安到达，不用挂念”之外，竟不知道还应当说些什么。猶豫了一会儿，我又写道：我非常想你们！墨迹未干，又立马被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对父母和弟弟来说，诸如“我想你们了”一类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矫情和做作。用我们老家方言说就是“豁撇”，意思是刚到某个城市或者外省之后就学得洋腔洋调，令人反感甚至鄙夷的意思。

最终，我只写了半页纸，主要内容是一路辗转到巴丹吉林沙漠的过程，当然还有对容身沙漠戈壁之中的外乡生活感到无比强烈的失望情绪。

地理的远肯定是一种强大阻隔。后来我了解到，单位有许多人常年夫妻两地分居，只能通过书信来倾诉和表达。那时候电话还没普及。我父母亲不识字，弟弟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他们要给我回信，必须要求助于村里其他人。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一封回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同村的一个同学代我爹娘写的。大意是，你平安到了就好，在部队里，要听领导的话，和身边的战友搞好团结；家里啥都好，你不用挂念，只管自己当好兵就行。诸如此类。尽管简单，我却身心温暖，也觉得有一种朴素真诚的力量。

从十几、二十岁到婚前，男孩子一般都在疏远父母。刚获得人身自由，肯定不想再陷入其中，海阔天空，四海为家。以为自己的翅膀，不用借助任何人的力量就可以飞越祁连山甚至太平洋。这是人在少年时代的通病，成长的必要环节。

每天都在训练，寒风之中，风暴以内，每个人都在操场上接受“规训”。到春节，营区周边的杨树上，落满了从不筑巢的乌鸦，黑压压一大片，压弯了青色的杨树枝。大年三十晚上，我站在窗前发呆，背后是热闹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冰花，形状像极了我故乡山水的形状，尤其是那些连绵的山峰，有的巍巍高耸如天然屏风，有些尖圆，有些如爬行长蛇、蠕动的巨龟，有的奇异如公鸡头，还有巨大的太师椅，等等。群山之中，沟壑之内，我的故乡就像是一群散落的石头，寂寥而又烟火热闹地坐落其中。想起爹娘和弟弟，我忽然流下泪来。此刻他们可能也在看电视，母亲捏着饺子（每年大年三十晚上都是如此），父亲劈柴（用于大年初一早上生火煮饺子），弟弟拿着花炮，用一根带着火焰的木棍在院子里小心翼翼燃放。爷爷奶奶老了，过年比较简单，但必定也要买一些花炮，一来在敬神的时候燃放，二来要送给孙子、外孙。

我脑海里都是父亲在纷扬大雪中劈柴的动作。那时候他四十多岁，精壮劳力一个。弟弟个子高出我一头，长得也很帅气。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总要端着新蒸出来的馒头、包子和糖糕等，逐一拜祭天帝、灶王爷、家祖，然后再去土地庙。她很虔诚，以为天地之间真的有神灵，那冥冥之中的存在，对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无论何时，可以给人灾祸，也可以降人福祉。千万得罪不得，必须诚心诚意供奉。

大年初一早上，饺子煮熟，热气腾腾地缭绕屋梁，父亲总是先敬神灵，然后再端着饺子去爷爷奶奶家。一进门，父亲双膝着地，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弟弟当然也是。父亲会在爷爷奶奶的家里待上一阵子，坐在灶火边，和他们说一些祝福、恭敬与感恩的话。那种成年人身在父母身边的安心与妥帖，从父亲腼腆而又快乐的神情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这时通常为凌晨五点左右，村人也开始拜年了。这是我们村一个延续千百年的古老仪式，一种文化和风俗传承。拜年的时候，除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和亲生父母要双膝跪地之外，其他长辈单膝跪地即可。我在家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长辈磕头是一种文化陋习。可第一次置身异乡，我突然觉得那真的是一种美德。这种传统由来已久，看起来腐朽，却是遵循伦理纲常和不忘来处的体现。

与故乡相比，在沙漠戈壁的集体生活省却了农村的诸多繁文缛节，除了战友之间的相互问候，满腔爱意与高蹈想法只能放逐于辽阔的天与地、铺天盖地的棕黄色沙子，以及形似干枯的骆驼草、红柳和沙枣树。除此之外，也只能在金月朗照的黑夜，看着远处的沙漠兀自发呆，忍不住想起家乡，想起自己的父母双亲和爷爷奶奶。甚至，还总是想起少年时候诸多的情景，如在小学时候的顽劣与调皮，与其他人的过节与美好等等。至此我也才忽然明白，在遥远的巴丹吉林沙漠，我和故乡的关系不是疏远了，而是血缘、精神和身心意义上的另一种修补与黏合。

我的故乡在南太行山区，勾连山西，左右分别是邢台县和武安市。十多个自然村坐落在山冈与沟坡上，基本一村一姓。以我们村为例，一百多口人，男丁都姓杨，属于一个大家族。听爷爷说，我们村起初是由亲兄弟三个逃难到这里而形成的。三兄弟见此地水土尚好，又实在是走不动了，便笃定心思，落地生根。数百年来，一代代的人不断开枝散叶，传衍至今。《沙河县志》则记载说，我们这一带农村的人们，都是在明朝时候由山西榆次、洪洞、太谷、左权、和顺等地迁徙而来的，依据的是《明史·食货志》的记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

尽管一脉同根，血缘亲近，但在我们这一带的农村，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宗族观念和乡绅治理传统，自发的乡规民约也没出现过。这是很多“三农”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特殊地域。在遥远年代，北方移民之中鲜有读书人，更少乡绅大族，多由“无地之民”构成主体，以至于兄弟各自立业之后，因为资源匮乏、生存的艰难与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各种“内部斗争”和“相互倾轧”也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