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一八年六月，九十八岁高龄的大伯在湖北鹤峰去世，我驱车三百公里奔丧。到达鹤峰时已是半夜，在灯光迷离的鄂西边城，数次迷路。当时雨雾茫茫，冷风嗖嗖，一条呜咽的小河在雨夜下发出澎湃的声响，昏黄的雨点在公路上溅起一层薄雾，山水逼仄的道路百转千回，导航终于把我带到了山脚下的一个陈旧院落，门前挂着一块写有“鹤峰殡仪馆”的木牌。我踩过一地泥泞来到吊唁大厅，跪在灵堂烧纸。大伯遺像高悬，浓眉大眼盯着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侄儿，关于他的一生又在我心头流淌开来。

一九二〇年，大伯冉瑞云出生在云阳南岸磐石坪上，从小就随我奶奶在美国人开的福音堂里玩耍。那个磐石坪上的教堂是一个尖顶圆形的哥特建筑，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和七彩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高大的圆形外墙使它与周围的草房民居形成巨大反差。那时爷爷外出行医音讯全无，被艰难生计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奶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教堂，与初通汉语的两位嬷嬷一夕交谈，她就皈依福音教，成了福音堂的一名女帮工，用微薄的收入养活着她的两个幼小的儿子。

福音堂是英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川江大门的结果，大伯出生的时候早就存在。奶奶在福音堂帮工时，跟着两个嬷嬷甚至学会了简单的英语。两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修女对奶奶的工作非常满意，也很喜欢随着奶奶到教堂来玩的那个浓眉大眼、聪明伶俐的大伯，要他接受洗礼；他却逃出了教堂，从此再也没有进去。这个不羁的乡间少年注定属于这片土地，他对耶稣并不感兴趣。虽然聪明但从不好好上学，读了两年书后就开始逃学。爷爷带他出门行医，他却不按照医嘱抓药。有一次他把“笆斗”放入一个感冒病人的药方里，使得人家回去就拉肚子，一大早家属就找我爷爷扯皮，把我爷爷气得半死。爷爷故去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带着一帮“少幺爸”，腰别手插子（匕首）呼啸乡间，上房掀瓦，下河摸鱼，杀鸡屠狗，打架斗殴，成为磐石那个年代的古惑仔。后来拜一个上河来的龙头大爷为师，在磐石关庙正式开堂，喝雄鸡血酒，以“十排”入会，称“大老幺”。跟着师傅在石板林学习“隔山打牛”“飞剑取头”之类的功法。期间，他还随师傅去过峨眉山拜见祖师爷，学习了峨眉派功夫，无奈耐不住寂寞的他只待了几个月就回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早上练功以外，吃斋饭吃得没有油水，念经的时候就会睡觉，自己完全不习惯。

大伯就这样在街上、乡间玩得不亦乐乎，苦了他的年幼弟弟。我的父亲，常常陪着奶奶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那时我们家开了一个小染坊，准确地说是给大的染坊搞点加工，把头天晚上泡在水缸里的棉布背到大沟去漂洗。两个人打着火把，在满天星斗的乡间小路上盘桓，洗完天已亮，然后又晾晒在地坝上的索子上。忙完这一切，父亲和奶奶随便吃一点昨天晚上热在锅里的冷饭，又一起出门，一个去福音堂上班，一个揉着惺忪的睡眼去小学读书。奶奶常常对长期不着屋的大儿子气得咬牙切齿，说下次看见他一定把他的脚杆打断。大伯只敢在奶奶休息时才悄悄回来，在窗户上轻轻喊我父亲开门。“弟娃（弟弟）弟娃，开哈门。我饿糟了，有吃的不？”父亲轻手轻脚开门，从灶屋找点东西给他吃，然后两弟兄抵足而眠，天不亮大伯又跑了。有一次终于被奶奶抓住，痛打了一顿，结果大伯把我的父亲推在前面当成挡箭牌。父亲挨打得多，他反而少，在家里帮了几天忙，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六月的时候，长江涨水，大伯照例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在河坝呆坐，在渔船上盯着昏黄的水面。从一里峡下来的洪水会带来不少树木、房梁、家具甚至是淹死的牛羊猪禽，他们就会腰扎纤藤、蹦入汹涌的长江水中打捞。这种东西依照惯例是谁捡到谁得，靠的是运气。磐石又是一个天然的回水沱，所有上河来的东西都会在这里打转，是理想的捞漂浮物的场所。当然，打转的漂浮物也会很快被洪水带走，何况江面上的鼓泡水、漩涡、急流、尖利如铁钉的枝丫断梢都会对打捞人造成致命的伤害，是一项需要胆大心细的工作。有一次，天黑了大伯还没有上岸，人家告知了奶奶。奶奶说：“沟死沟埋，路死路埋，随他去吧！”嘴上虽然这样说，还是带着我父亲去河边找。刚出门，就看见大伯和他的兄弟伙抬着一架上好的雕花木床和一些锅碗瓢盆朝着家里走来，引得周围的邻居啧啧称赞。奶奶罕见地招呼他们吃饭，没有打大伯。

这架雕花木床是梨木的，上面雕有龙凤图案，还有麋鹿、喜鹊、玫瑰、葡萄、花瓶图案，三进门帘，鲜艳的矿物朱红漆，还刷有少许金粉图案。隔壁的胡子嘎嘎说是新婚夫妇的婚床，寓意是“多子多福”，成色上看应该还没有用过。奶奶收拾出来，成了她的睡床。

这架雕花木床在我家一放几十年，我小的时候都还睡过。

二

十四岁那年，大伯因为手下的兄弟被下街的娃儿欺负，就和下街的大哥、磐石商会会长的儿子约架。大伯三下五除二就将对方放倒，伤了人胳膊，把对方手臂打断了，引起对方报官。自知无权无势、贫困交加的家庭根本打不起官司，又怕连累奶奶和弟弟，大伯只好向袍哥会求助。他在师傅安排下连夜出逃，并加入了贩私盐的盐帮。他们躲开管道税卡，在新津口码头秘密接货私盐，然后沿着盐马古道，从新津口翻山到蔈草，过古长城，爬歧阳关，走清水塘，下梅子水，过水田坝，到利川县，远的到恩施州，鹤峰、龙山、大庸一线，穿越三个省，来回最长一个多月。大伯当时因有师傅撑着，担任押运和保镖的工作。一年后，大伯挣了点钱，想念老家的奶奶和弟弟，想用挣得的辛苦钱回老家了却官司。大伯就给同为袍哥的管事请辞，管事执意要大伯再跑一趟，大伯只好答应。就是这最后一趟，彻底改变了大伯的人生轨迹。

一九三五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大伯他们到龙山交割完业务，骡马队走到龙山地界的酉水河畔的一个幺店子歇脚。他们进去没多久，几十个戴着红五星帽、穿着各式衣裳的持枪、拿梭镖的人闯了进来。看着大伯他们十几个比较可疑，就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祠堂里讯问，好在除执事的其他马夫都不知道大伯底细，大伯说是来吆骡子的，人家也就没追究。随后大伯便稀里糊涂和那些马夫一起被“扩红”（参加红军）了，成为湘西自卫军的一名红军战士。

那年我大伯才十五岁。期间，他跟随部队打利川、汪营、鹤峰。打下汪营后，还没有枪高的大伯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贺龙军长。贺龙当时在田坝搭建的会场主席台上给下面的群众和红军战士讲话。多年以后，大伯已经记不起当时贺龙讲的内容，只是说那人是个大汉，仪表堂堂，胡子黝黑，声如洪钟，腰间宽皮带上别着一支漂亮的手枪。被安排在厨房烧火煮茶的大伯提着茶壶给台上的长官一一添茶加水，他走到贺龙的茶盅边时，那个传说中的神人还微笑看了他一眼，让大伯印象深刻。不久，贺龙带领大部队打下湖北，汪营设立留守处，我大伯被安排在留守处当支队长的警卫员。支队长还给他发了支左轮手枪。支队长是个跛脚的中年人，是贺龙最早的拜把兄弟，腿上遭了一枪，被安排在后方养伤并负责留守处的工作。有次酒后，支队长说起年轻时和贺龙到云安厂贩过盐，有一次在四方石遇大浪差点翻了船，幸亏军长冷静才逃过一劫，支队长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