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陈来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1978年。

1977年秋天，《人民日报》刊文说“研究生制度正式恢复”。当时的陈来，正在通县边上的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看到消息后非常兴奋，第二个星期就跑去北京大学。看完招生专业名单，他感兴趣的有两个：一是哲学，二是经济学。最终，他选择了中国哲学史。1978年5月参加考试时，他紧张得写字手都哆嗦，答完题，還在卷子上写：“考试有点紧张，字写得有点不规整，请老师谅解。”

这位紧张的考生成了北大1978级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生，由此真正走上了研究哲学史的道路。7年后，他成为北京大学培养出的新中国第一个哲学博士。他跟随张岱年、冯友兰等哲学大家，研读中国经典，探索古代哲学大家的思想，从孔子、孟子、荀子，到王阳明、王船山，从古代宗教到伦理；他游走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研究传统文化与国学，追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近些年，陈来感觉自己越来越忙碌。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他一边埋头案牍，著书立说；一边开班授课，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端午节后第二天的上午，《环球人物》记者来到陈来家中，和他聊了聊哲学人生，以及他对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国学等的研究与探索。

读冯友兰的书，听张岱年的课

和陈来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中正平和之气。这种气质，既源自常年研究中国哲学的滋养，也与他几乎“直线型”的人生分不开。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小到大的发展在逻辑上来说是非常一致的——在一种常态的价值系统下，力求自己能够做得完美。”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来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从小就听话，“没做过离经叛道的事”。1969年春，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每日劳作，闲余时间他都用来读书，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哲学的学习。4年后，经连里推荐，陈来上了大学，被分配到湖南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读地质专业。

地质专业并非他兴趣所在，奈何当时不能自己做主。长期的哲学学习，练就了陈来思维敏捷、自学能力强，常常提前一到两个学期把专业课自学完。其他时间，他都泡在图书馆读书，苏联敦尼克等人编写的七卷本《哲学史》就是那一时期读完的。当时，学校倡导“开门办学”——把课堂带到厂矿去，因政治课老师不能跟着每一班的学生，陈来就给自己班上政治课，给同学们讲《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

1978年，陈来通过北大中国哲学史研究生考试。同时录取的还有李中华、吴琼、陈宜山、陈战国、刘笑敢等，这些人后来都在哲学界赫赫有名。

“我觉得，我们1978级的研究生在学术史上跟前代的差别，就我个人来讲，主要是一个‘接’的问题：从哪儿接？接得上接不上？我入学的时候，读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书，听张（岱年）先生的课。”陈来回忆说。

当时，张岱年给研究生开了两门课，一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每当上这两门课时，教学楼前的自行车就格外多，座位格外紧张。听课的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教师，还有外校来的。陈来至今记得，先生治学有“八字真经”：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意思是读古人书要仔细体会其原意，了解其精神境界。这八字对我影响深远”。

相熟之后，陈来常去张岱年家中受教。“先生对我循循善诱，非常平和亲切，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我做哲学史研究。”进门时，总是师母含笑开门，张岱年立于她身后，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身体挺得很直。

硕士毕业后，陈来跟随张岱年读博士，1985年毕业。那年，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有3人，陈来是第一个。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正在北大上课，也出席了答辩会。回到美国后，杜维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北京大学把他第一个人文学的博士授予了一位年轻儒家学者。”正是因为有此机缘，随后陈来受邀到哈佛讲学。

从1985年到1990年，除去两年在哈佛，陈来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给冯友兰先生当助手。当时冯友兰准备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找来好几个助手，有的负责读报，有的负责记录，有的负责找材料，陈来则是帮助看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