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对吴景超其人其学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相信这本书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会提供很多新的素材和新的启发。但我觉得，吴景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工业化的提倡和研究，以及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经济体制问题的探讨，这一点在本书中虽有论述，但对其来源、内容和影响的梳理还不够系统，所以在此愿意加以补充。

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

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创办一系列军事、民用工业，以及随后外资工厂在中国的兴建开始，中国人就在表浅的意识层面认识到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性，只是尚未在理论层面理性地思考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始从理论层面思考和讨论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建设模式及其经济体制等问题。

中国工业化问题讨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究竟要“以农立国”还是要“以工立国”？讨论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侧重点：上世纪20年代杨明斋、杨铨、恽代英等人与章士钊等人的讨论焦点，在于中国是否走工业化道路问题；30年代吴景超等人与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人士的讨论，主要涉及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应该是城市和工业还是农村和农业问题；1939年底至1940年上半年周宪文等人与杨开道等人的讨论，主要涉及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应具有怎样的地位的问题。

吴景超是1928年9月从美国回国的，他没有参加20年代的讨论；在全面抗战时期，他没有直接参加周宪文等人和杨开道等人之间的讨论，他参加的讨论集中在30年代。

那时，吴景超与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人士就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问题进行争论。吴景超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口号，回应梁漱溟提出的“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口号。梁漱溟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应从农村和农业入手，只有农业发展起来，农民生活获得改善，中国的城市和工业才能繁荣，同时，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实践出发，所说的工业主要指农村小工业或家庭工业。而吴景超提出，中国只有首先发展起现代城市大工业，才能由城市和工业带动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讨论中，吴景超明确提出了发展现代城市工业的中国工业化模式。

吴景超设想的中国工业化建设模式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在城市中进行工业建设，二是建设现代化的大规模机械化工厂。

1934年8月，他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一文提出“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的主张，“新工业”指现代大规模机械化工业，“新都市”指现代化的工商业城市。他强调，必须以现代化的城市工业，带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同年9月，他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提出“都市与乡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他认为兴办工业可以使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解决农村人多地少的问题；发展交通可以使农村与城市结成“如胶似漆”的关系；城市金融机关可以吸收农村地区的资金，还可以贷款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