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

无根而固者，情也。

大约是个初春的上午，因为家中院子里的玉兰花树结苞了。我去巷口的自来水站挑水，远远看见有个瘦高男人，很深地弯下腰去，跟收水筹的吴三婆婆问话。吴三婆婆坐在板凳上，见我挑着水桶走近，便朝我一指，对那人说，他就是王霈的满崽。又大声说，王霈被抓走了呵！

我不作声，随手将水筹递给吴三婆婆，兀自拧开龙头接水。待两桶水放满，挂好扁担钩准备起肩，那瘦高男人却将我轻轻拨开，说，你带路，我来。说罢，轻轻松松提起两桶水，低头看着我。我看他一眼，穿件褪了色的蓝布解放装，且闻到隐隐的有股汗酸气味。

我背起空扁担，在前头走。他在后头问我，好多岁了？我仍不吱声。他只好自语道，你大哥，应该有二十出头了。

刚进大门，正好碰见母亲在扫院子，一眼，彼此就认出来对方。

淑君！他叫母亲。

高长子？母亲叫他，这显然是叫外号。

我按雨苍信上的地址找来的，那高长子说。你们住的这地名古怪，倒脱靴。也难得找！母亲一愣，说，雨苍最近给你写了信？高长子立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说，没有没有，我是按先前信封上的地址找来的。

母亲这才释然。说，你不是在南京吗？高长子淡淡一笑，说，回来大半年了。

我未曾料到此人竟然叫父亲作雨苍。父亲名霈，字雨苍，是祖父起的名字，因为八字缺水。先前只有母亲才这样叫。但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这样叫，覺得有些古怪，不好接受。

我看看母亲，她倒显得自然。

就这样，我头次见到了既姓高，个子果然也高的高长子。后来知道，他与父亲都是长沙人，抗战期间又是重庆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又同在重庆盐务局供职。直至抗战胜利后各奔东西，从此再也不曾晤面，仅偶有书信来往。待到我认识时，他已近天命之年。

而那年的我，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吧。

那日，高长子跟母亲在屋里说了好久的话。我坐在院子里的阶基上翻一本破小人书。忽然听见屋里传来母亲的笑声，很意外。好久没听见母亲那样大声笑过了。

母亲八十六岁那年，曾应父亲另一位在台湾的政大老同学之约，写过一篇很短的回忆文字，其中忆及了重庆的那段生活：

“……六十年前辞去已四年多的教学工作（语文、音乐、体育、美术），带着五岁的孩子，从湘西凤凰步行到辰溪，搭往贵阳的货车，转至重庆。四月八号动身，路遇暴风雨加大冰雹，雨伞吹翻。到重庆，王霈已在盐务局工作，后调南温泉。政大十期同学又同事，常来我家聚餐，都喜欢吃我做的菜，尤其是盐菜扣肉。又玩牌，外游花滩溪。有次到政大，正遇到蒋校长在大礼堂训话。散会后我们都跑到大路边，看蒋校长神气地走过。南温泉有一座大山流出两条溪水，一条是凉水，我家住凉水沟，一条是温水，附近人家去洗衣……”

其中提到的蒋校长，即蒋介石。

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母亲并未具体提及某个同学的名字。但我想，政大十期的“同学又同事”里，高长子必定是其中之一吧。

父亲毕业后，抗战尚未结束，不少同学都留在了重庆。高长子与父亲在重庆盐务局同事时，主要负责“计口授盐”的工作。我问过高长子，什么是“计口授盐”。高长子告诉我，抗战时期，四川及边缘省份食盐供应紧张，且有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政府只得按每户人口多少来分配食盐。重庆因贵为陪都，每人每月一斤二两，其他市县每人每月一斤，但凭购盐证到官盐店里购买。

我便插嘴道，还是新社会好，买盐不要证。高长子却似笑非笑地说，如今有粮证，还有粮票啊。我想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高长子又说，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计口授盐的具体谋划，以父亲与他为主。但大至调查报告，小至购盐证之设计，都由父亲执笔。这样一说，母亲也记起来一些细节。说那张购盐证是淡黄色纸印的，每户一份，每份十二联，每个月只能撕一联，当月用当月的，不过也够了。那时一家四口人（后来又生了姐姐），每个月有将近五斤盐，并吃不完。后来还攒下几斤，腌了些盐菜。高长子便趁势说，在重庆时，你做的盐菜扣肉，实在好吃！

此后，高长子便经常来倒脱靴看母亲了。开头两回是空手来，后来每次几乎都带点吃的。母亲先是推辞，但看看站在旁边瘦小的我，只好无奈收下。高长子于是松了口气，说，不要介意，反正我如今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我发现，高长子从来不提及父亲的近况，母亲亦从不过问高长子为何从南京回了长沙。两个人似乎都心照不宣。只有一回，高长子背了一小袋米进屋，母亲便问，如今你在长沙到底做什么事？高长子轻描淡写地回答，给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见母亲有些狐疑地打量他，高长子拍拍胸脯，说，给小工厂当小会计，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