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一个帝国？这个困扰了帝国主义者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始终围绕着何谓帝国主义这个命名问题展开。一九0二年，在《帝国主义：一个研究》中，约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视其为与“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殖民主义”相互关联的概念。他认为，四者的所指皆飘忽不定，且互有重合。对霍布森而言，英国的帝国主义是一种经济政策，是工业革命之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贸易商，由于英国内部“消费不足”而不得不向外寻找更广大市场的结果。这种随着工业革命而来、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扩张，并不必然能为英格兰所有阶级的民众带来福祉。

与先前的帝国知识分子们不同，霍布森的视角带有更多现代人道主义的色彩。作为二十世纪福利自由主义理论家，霍布森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开启了今天以“人道主义”“民主化”等为中心的霸权主义全球秩序叙述。这种叙述将“帝国主义”的扩张，描述为一种经济现象，并尝试从一个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出发，为帝国主义的政治扩张进行合理化论述。

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之上”。作为南非布尔战争的思想产物，霍布森明确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破产了的“商业政策”。因为这个“坏生意”调动了大量财力，却仅给市场带来了一些微小、不良甚至不安全的增长。其代价却是少部分人，以整个国家的财富为代价，为本阶级牟私利。同时，也助长了整个国家的仇外民族主义情绪。然而，恰是在帝国主义的教条下，许多人相信资本向海外的扩张为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由这类海外贸易带来的收益则是英国必要的生命线。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白人中心主义在经济活动大规模全球化萌芽时期的新模样。霍布森坚信，继领土扩张式的殖民主义之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扩张主要由一个小金融家集团鼓吹并操控，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帝国中促生了一种“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由于这类新兴欧洲“帝国”都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因此，这种帝国主义政策使得欧洲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有益竞争”，堕落为帝国之间的“残酷斗争”。这种为少部分人服务且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但牺牲了西方工人阶级的利益，助长了排外的民族主义散播，也损害了亚洲与非洲国家自我发展的可能。

霍布森并未意识到，这种帝国主义的经济政策，更促使种族主义迅速向无产阶级渗透。十九世纪中期前来殖民地的白人劳动者开始对廉价的有色人种“契约劳工”，以及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产生情感上的抵触，认为他们的到来对自身本已朝不保夕的工作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十九世纪末工团主义的兴起，还使得白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对不习惯组织工会、乐意以更廉价工资出卖劳动的有色人种劳工产生了巨大的不满。这一时期也与柏林西非会议（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重合。伴随着新旧白人定居殖民地要求“自治”与建设“白人国家”的要求，欧洲各国也开始加紧通过条约、并吞的形式，在非洲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有效占领”。这一通过有色人种契约劳工串联起的世界历史，恰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运行原则，特别是种族主义在维持垄断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稳定性中的关键作用。种族主义的文明论不但“创造”了有限度的自由，也将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缩减为一种欧洲中心的有限的民主。

布尔战争末期，英国与南非政府开始认真讨论输入中国劳工，以填补南非矿业因战争等问题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当时英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南罗德西亚专员马绍尔·克拉克（Mar shalClarke）中校认为，招募华工的决定有些仓促。因为，季节性的黑人劳工潮能够补充南罗德西亞的用工荒。如果特兰斯瓦尔开始招募中国劳工，无疑会不利于兰德地区本地黑人劳工。由于立法会的六名委员中有四名支持输入华工，因此，克拉克中校甚至认为，需要解散目前的立法委员会。该提议遭到了英国南非公司的强烈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中校在华工问题上的态度，特别是他坚持优先雇佣非洲黑人劳工的立场，在霍布森等福利自由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代表了帝国内部促进“自治”的新希望，是本土黑人的真正“保护者”。霍布森对克拉克中校的认识，能帮助我们理解二十世纪初帝国中心知识分子们世界想象的局限。霍布森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经济政策，而非本质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后一层内涵，是列宁通过创造性解读霍布森帝国主义论述而得出的结论。在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仅仅是一个国家朝向文明化发展这一“自然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霍布森在道德上坚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文明国家”必然会走上集约化而非盲目扩张的“粗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