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根基在于理性思考。这是一种倡导人们从自身的理性能力寻找解释世界的支点的学说。哲学怀疑一切，既怀疑人们的感官观察到的现象，也怀疑任何外在权威。正如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所言“我思故我在”：我怀疑一切，一退再退，最终退回到自己的理性反思。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原点，从这里开始，可以证明自我和世界的存在。而政治则是一种秩序，一组人人都要服从的规则。这组规则的基础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得到人们的认同，保证了秩序的稳定。那么，哲学与政治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互支持，还是充满了张力？

一、哲学对政治权威的“藐视”

要考察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发生的一桩著名案件：苏格拉底的审判。公元前三九九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被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判处了死刑。审判期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为自己做了辩护，在判决宣布之后，苏格拉底在生死抉择的关头毅然接受了死亡。苏格拉底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开创者，正是他将理性反思这一重要的哲学传统引入西方哲学，并一直延续至今。苏格拉底当时生活的雅典城邦，正处于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得雅典的民主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陪审团等民主机构，以及陶片放逐法、抽签民主、轮换制、津贴制等民主制度。不论是苏格拉底，还是黄金时代的雅典民主，都是西方文明史上非常有“价值”的存在。然而，这两种东西却相互矛盾。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发生在西方文明源头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双重的悲剧——最好的制度杀死了最好的人。

从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言行来看，他并没有直接对抗当时的政治秩序，也没有鼓动人们反对政府，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投票判处死刑呢？这是否体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呢？雅典城邦给苏格拉底定的罪名是解开这一谜团的切入点：“不尊敬城邦尊奉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从流传下来的记录来看，这一点似乎有迹可循。在柏拉图的对话录《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曾多次提到他心中的“灵异”。色诺芬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许多苏格拉底有关神的思想：苏格拉底认为全智全能的神是宇宙万物中普遍体现的最高理智，这种神就像人身体中的灵魂能随意指挥身体一样，“充满宇宙的理性，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苏格拉底所说的神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某个新神，而是人们心中的理性，是人类理性的扩大化和崇高化。人类的理性可以很好地安排人的一切，而宇宙理性将控制宇宙间的万物。按照这种理解，苏格拉底并没有引入新神反对旧神，而只是强调人们要听从自己的理性，通过理性反思来認识世界。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苏格拉底对人类理性的推崇威胁到了神的权威呢？这就涉及理性反思的哲学方法与宗教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苏格拉底主张人们不要盲从权威，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自己的分析和反思来得出结论。相反，宗教权威则基于人们的崇拜和信仰，强调无条件地服从。由此，哲学与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这也是苏格拉底被控告“不敬神”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是类似的。如前所述，政治的关键在于“秩序”，而秩序的维护需要一种垄断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可能分化为两个部分——权威和暴力。权威得到人们的认同，让人们自愿服从；相反，暴力则强制人们服从。自愿与强制体现的是自律与他律。这两方面的力量对于政治秩序的维护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政治权威被解构了，人们不再相信它、听从它，那政治秩序就只能依靠暴力机关来维持；而这既不可欲也不可能。一方面，以暴力维持政治秩序的成本会非常高，警察、检察院、法庭、监狱这些暴力机关会变得越来越庞大，最终超出国家能负担的范围；另一方面，纯粹以暴力来维持政治秩序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暴力机关也是由人组成的，如果这些组成暴力机关的人也对政治权威失去了信心，那么暴力机关就会自行崩溃，政治秩序最终也将不复存在。因此，人们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政治制度的成功。

苏格拉底主张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一切问题都从自主的思考出发，不盲信权威，这确实是在挖政治秩序的“墙角”。苏格拉底自称是城邦的“马虻”，时时蜇刺城邦这匹老马，这当然会对政治权威造成极大的威胁。苏格拉底之死是制度与人的一次对决，是政治秩序与人类理性的一次对决。这一事件暴露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哲学坚持认为人们应该应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和指导自己的人生。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是藐视权威的。无论这个权威是宗教权威、政治权威、氏族权威或任何意义上的学术权威，哲学都会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其发言的内容，并判断其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