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二年注定要载入史册，国内外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焦虑的一年里，随着时间碎片散去，我开始关注近几年比较受人热追的课题——波斯伊朗。亚洲西南部的伊朗与中国隔着千山万水，但两大文明之间早就有着对接和互动。

近年来对伊朗历史感兴趣且用力甚勤的学者成果颇丰，可见李零的《波斯笔记》、林梅村《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等，还有早已读过的行走史学图书，以及其他介绍波斯文明的书籍线上线下书店都有不少展示。至于与中国历史紧密结合的萨珊波斯历史，著作还不太多，而韩香教授《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界与读者渴望了解波斯与中国交往历史的愿望。

一、定位萨珊，对接波斯

公元三至七世纪，萨珊波斯是亚洲西部最重要的强大力量，与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其版图鼎盛时，西起土耳其，东至印度河流域，北至高加索，南达波斯湾。亚非欧交汇地区都留有其文化交流的遗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珊波斯时期关于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宗教哲学思想，对不同地域的人们产生过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韩香研究萨珊波斯，主要是采取比较的视角了解其与中国的关系，在胡汉交错的历史光影中，展现出新的定位和融通之路。

在关于中国研究萨珊波斯的文献梳理中，她主要依赖的是汉文文献。本书关注到萨珊波斯亡国后与唐朝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难攻的关隘课题，因为汉文史书记载简略，不知来龙去脉，作者在前贤着力解读的二十世纪初洛阳出土的《阿罗憾墓志》这件碑志文献的基础上，继续推测阿罗憾是王族子弟，可能是波斯王胡斯洛二世孙，曾追随末代王主伊嗣侯三世的儿子卑路斯一起活动，被唐高宗任命为“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阿罗憾的“招慰”工作，实际上是收揽萨珊波斯被大食打散的旧部，为卑路斯复国招兵买马，期冀能打回去，恢复萨珊波斯帝国的荣耀。至于拂菻“诸蕃”，范围很大，拂菻是与萨珊波斯关系密切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几个世纪里双方时战时和，相互间各个领域的渗透极深，疆域边界常有变动。唐高宗时期其“西界”究竟在哪里恐是一个难题，有人将其定为吐火罗，在没有波斯文献的证明下，主流学界并没有认可。作者赞成这一不确定的看法，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波斯被大食吞并后，裴行俭护送其国王子泥涅师师返国，并于仪凤四年（六七九）乘机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后，“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旧址發现的汉文残碑，并不是裴行俭撰写的纪功碑，而是杜怀宝为怀念父母悼亡所立的祈福碑（我在吉尔吉斯斯坦斯拉夫大学博物馆现场看过），并作为中、哈、吉三国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品赴香港展出。但由于研究文献很少，很多原来判定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二、叙事多彩，阐述多元

本书既关注大领域又着眼于小语境，不是停留在静态的政治制度层次，而是走进交流的大格局中，分析潜伏在泛黄史料背后复杂的历史进程，探讨异域物种物品的输入。

作者重点讨论了汉唐时期鸵鸟及鸵鸟蛋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境内自古以来没有这么大的鸟类，而古亚述雕刻上就有狩猎鸵鸟的浮雕，古波斯银盘、印章上常有帝王追踪狩猎鸵鸟的场面，西汉上林苑接受西方进贡的“大雀”，隋代接受波斯“大鸟卵”，都是指鸵鸟及鸵鸟蛋。唐永徽年间“鸵鸟”名称正式出现，作者认同这是中古波斯语的译名，并对关中帝陵鸵鸟石刻和新疆焉耆出土七鸵鸟纹银盘等做了分析。唐人很珍视鸵鸟这种珍禽，可是中唐后很少见了，宋代只停留在史籍传闻上了，直到几百年后的明代才又出现。

中古胡人驯狮现象与唐五方狮子舞，是作者重点探讨的另一个问题。学术界写狮子与研究狮子传入历史的文章较多，作者另辟新径把视点集中于各个王朝的“献狮”是否来自波斯，并收集了胡人狮子扁壶、石堂童子戏狮浮雕、胡人驯狮石灯、造像碑狮子护法等艺术形象，说明随着贡狮而来的胡人成为唐人熟悉的形象。而唐代称为“五方狮子舞”的假面舞狮活动，也是作者关注的现象，龟兹乐中一个狮子配十二个狮子郎，也即舞狮者，他们戴红抹额，穿画衣，手执红拂子，与太平乐中穿昆仑服饰的狮子舞者不同。